第974章 仅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

足足两三分钟之后,洪总理才止住了脚下的动作,回过身来,望着刘伟鸿,严肃地说道:“刘伟鸿同志,那你说说看,如果是你,你要怎样来推行这个政策?”

不知不觉间,总理对刘伟鸿的称呼,又起了变化,变得很是正式。

“是,总理!”

刘伟鸿依旧使用非常标准的回答,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

洪老总瞥了他一眼,回到座位上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淡然说道:“坐吧。”

“是!”

刘伟鸿又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谈话到现在为止,只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基本上是刘伟鸿在说,洪老总在听。这样的谈话,非常累人。不但精神要高度集中,绞尽脑汁,还不能有丝毫的失礼。也就是刘伟鸿年轻,身体素质好,才不显疲惫之意,换一个人,只怕就要吃不消了。

“总理,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如果要谈开去,可能和税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关联。”

刘伟鸿选择着词句,非常谨慎地说道。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番话,甚至可以解读为对现行经济政策的全面“质疑”,而洪总理,正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主要推行者。刘伟鸿焉能不小心谨慎?

洪总理的浓眉,顿时养了起来。

怎么,此人竟然对税制改革也有意见了?

不过洪总理没有说什么。毕竟他才是做决定的人,刘伟鸿只是他请来的客人,给他提供一些参考的意见而已,采不采纳,由他来决定。且听听刘伟鸿到底还有何高论再说。

“要减少公有制企业员工下岗的数量,首先就是对国企改革重组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有力的引导,或者说,要领导。我建议必须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全面领导这个工作。我们现在采取的,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先把国企改制的事情推出来,央企和地方国企一起尝试,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经验,总结出好的方式方法。但不利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企业的领导者和每个地方政府的领导者,思维方式大不一样,个人操守和品德也很不一样。明白说,国家一旦允许国有企业改制,破产重组甚至是私有化,那么这无数的国企,就马上变成了一块块的大肥肉,必定会引起很多人的觊觎。像久安市那两个工厂的破产,就很明显是有人想要趁机侵占国有资产。如果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来管理这个事情,这样的情况,就会明显的减少。所以,我认为这个国有企业改制的管理部门,必须要马上成立起来。现阶段,对于一些严重侵占国有资产的案件,要从重处理一批,打掉一些不法分子的侥幸心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有前提条件。那就是要凭借自己的真实本事,在市场上去拼搏,获取利润,而不是用这种手段,损公肥私。不然,我们党和政府的声誉,就要受到严重的伤害。”

刘伟鸿说道。

事实上,在他的记忆之中,他所言的这种行为,确实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时间越是往后推移,这种灾难性的影响就越是深远。整个国家统治的基石,都因此产生了动摇。

“正确的管理和引导国企改制工作,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公开透明,全民参与。哦,这个全民参与,我认为主要是国企现有的员工,必须要参与进来。因为和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应该有知情权,有参与权。同时,他们也是最好的监督员。我认为,不管是哪个国企的改制,首先就要公开化透明化,做不到这一点的,地方政府和上级党委政府,必须马上叫停。当然了,国家这么大,干部这么多,个别人的利欲熏心是难以完全遏制的。但有了这么一个规定,肯定能减少很多损公肥私的行为。一个政策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当初制定的出发点,更重要的是在落实的过程中,是不是会偏离原有的方向。好好的经书,不能让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洪总理的嘴角略略一扯,似乎是闪过了一抹笑容。

这个刘伟鸿,还真是镇定自若啊,这当口,尚能给他来点小幽默。且不管他说得是不是有道理,此人的胆魄,可见一斑。

“当然了,不管我们如何的监督,国企改制是必须要走的一步棋,为了减少负担,轻装上阵,优化组合,部分工人下岗也是必不可免的。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裁员,也有失业。但是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比我们要健全得多。这主要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所造成的差异。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很多次经济大萧条之后,为了应对这种危机,逐渐地发展起来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职业培训,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这些东西,国家都比较重视。我们建国的时间还不长,一直以来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的模式,社会组织比较严密。干部和职工,生老病死都有保障。所以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就比较缓慢。我认为,在推行大规模的下岗制度之前,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要先建立起来。低限度的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应该先行一步。职业培训,应该在下岗之前搞,不是在下岗之后搞。”

洪老总忽然问道:“这个经济账,你算过没有?国家财政,现在根本没有盈余。”

建立全社会的保障体系,需要庞大的财政支付能力作为坚强的后盾。而现行的财税制度,让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连日常的运作,日子都过得都紧巴巴的,更加不可能有余钱剩米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了。

每个职务,都自有难处。

刘伟鸿轻轻点头,说道:“是这样的,总理,我非常理解在现行的财税制度之下,中央财政的困难。因此,我对于国务院即将进行的税制改革,是完全赞同的。国家要大步发展,必须要集中财力建设一些大型项目,集中财力搞一些基础建设,这样才能提高竞争力。”

洪总理情不自禁地微微颔首。

刘伟鸿说的这话,正是洪总理心中所想。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能总是维持着过日子。

“不过,总理,我认为,硬件建设要重视,软环境的建设,更加要重视。国家强大和民间富裕,是相辅相成。一个国家要强大,除了经济要发展,国民信仰体系的维护和道德体系的维护,都是极其要紧的。至少,我们不应该让几千万人对政府产生怀疑。这种怀疑的情绪一旦产生,将很难消除。哪怕我们今后富裕了,再反过来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去关心他们的生活,都是不够的。有些伤害造成了,事后怎么弥补,都做不到尽善尽美。要紧的是事前要做好防范措施。就好像社会治安混乱,严打只能治标。建立犯罪预防机制,建立法治社会,才能治本。因此,我建议,税制改革,应该充分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的优先建立这一块。给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保留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国家和地方政府,要有硬性规定,每年都必须要拨出一定比例的专款,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换句话说,我们投入了多少钱在社保里面,能够养活多少人,我们才能下岗多少人。必须让下岗职工本人和他们的家庭,都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还有教育保障,下岗制度的后遗症,才会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