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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转身快步走上几乎被落叶彻底淹没的林间小道。

十一月二日，我收到了辛格警探的一封短信。他在信里通知我，那位男性嫌疑人苏贾塔·丘杜里再也无法站上审判席了。在胡格利监狱关押期间，丘杜里“遭遇了严重的违规行为”。确切地说，有人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一条毛巾塞进了他的喉咙。那位被确认为黛维·丘杜里的女人将于本月内接受审讯。辛格承诺随时向我通报进展，但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

十一月中旬，寒冬的第一场大雪之后不久，我重读了达斯的手稿，包括之前在加尔各答没有读完的最后一百多页。达斯的那句简介说得很对：这是一份诞生宣言。要想知道这首诗的重点，我觉得叶芝的《第二次来临》足以概括。叶芝的诗作更加出色。

我突然想到，对我来说，如何处理达斯的手稿，这个棘手的问题与祆教徒如何处理死者有着古怪的相似之处。印度的祆教正在逐渐萎缩，这个教派认为土、空气、火和水都是神圣的，所以不想用死者的尸体污染它们。最后他们想了个机智的主意。多年前阿姆丽塔跟我描述过孟买一座公园里的寂静之塔，秃鹫在塔顶上耐心地盘旋。

我不肯烧掉这份手稿，因为我感觉自己内心理智的高墙十分脆弱，那个黑暗的东西就在墙后等待，手稿燃烧的烟雾像是献给它的祭品。

我最后想出的解决方案比寂静之塔乏味得多。我亲手把那几百页纸撕成了碎片——它们依然散发着来自加尔各答的恶臭——然后把碎片塞进垃圾袋，又在里面放了点腐烂的蔬菜，免得被拾荒者捡走。我开车去了几英里外的一处大型垃圾场，亲眼看着黑色的袋子从陡峭的垃圾堆侧面滚落，消失在酸臭的垃圾池里。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十分清楚，虽然扔掉了手稿，但我仍然无法阻止迦梨之歌在脑子里回荡。

阿姆丽塔和我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我们忍受着朋友们没完没了的建议和同情，可是在那个严寒的冬天，我们越来越少见到外人。与此同时，我们也越来越少见到彼此。

阿姆丽塔决定写完自己的博士论文，她每天总是起得很早，在学校里教完课以后，她就在图书馆里泡着，晚上修改论文，继续学习，然后早早上床。而我起得很晚，我经常在外面吃晚饭，然后混到深夜才回家。阿姆丽塔大约晚上十点结束学习，然后我就会占据她的位置，一直阅读到凌晨。在那没有阳光的几个月里，我什么都读——斯宾格勒、罗斯·麦唐诺、马尔科姆·劳瑞、黑格尔、斯坦利·埃尔金、布鲁斯·卡顿、伊恩·弗莱明，还有辛克莱·刘易斯。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在书架上摆了几十年却从未翻过的经典作品，还有从超市里买回来的畅销书。我什么都读。

二月，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波士顿北边一所小型学院的临时教职，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刚开始我每天往返，但没过多久我就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带家具的小公寓，从此以后我就只有周末才会回到埃克塞特，甚至好几周都不回去。

阿姆丽塔和我从来没有谈过加尔各答的事儿。我们也绝口不提维多利亚的名字。阿姆丽塔退回了数论和布尔逻辑的世界里，看来她在那里过得比较舒适：在那个世界里，一切都严守规则，真值表可以通过逻辑推导得出。而我留在外面，陪伴我的只有笨拙的语言和变幻莫测的荒谬现实。

我在学院里待了四个月，要不是有位朋友打电话通知我阿姆丽塔进了医院，我可能根本不会回到埃克塞特。医生给她下的诊断是急性肺炎兼劳累过度。她在医院里住了八天，回家后又因虚弱继续卧床休养了一周。那段时间我一直待在家里照顾阿姆丽塔，种种细节让我逐渐找回了以前的柔情蜜意，但接下来她马上宣布自己已经好些了。六月中旬，她重新投身于计算机前，我也回到了自己的公寓。我感觉怅然若失，就像体内有个巨大的黑洞，正在将我吞噬。

六月里我买了把鲁格手枪。

我在学校里认识了沉默寡言、个头矮小的生物学教授罗伊·贝内特，四月，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射击俱乐部。多年来我一直支持禁枪法案、厌恶手枪，但是那个学年末的大部分周六我都和贝内特一起泡在靶场里。在那个地方，似乎就连孩子都很精通双手握枪、双腿分开的射击姿势，而我此前只在电影里见过这个动作。如果有人需要去对面回收靶子，所有人都会礼貌地放下武器，微笑着从瞄准线旁退开。很多靶子都做成人体的形状。

有人建议我给自己买把枪，罗伊面带微笑，以传教式的热忱向我推荐了点二二口径的打靶手枪，他说这是不错的入门装备。我点头表示同意，但是第二天我立即买了一把价格不菲的7.65毫米复古鲁格。卖枪的女人说，这把自动手枪是她亡夫的宝贝与骄傲。随枪附赠的还有一只漂亮的手提箱。

我一直没有真正掌握大家推荐的双手握枪姿势，但已经能够颇为熟练地射穿二十码外的靶子。我在靶场上度过了很多个黄昏，夕阳在地上照出长长的影子，清脆的枪声此起彼伏。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我每一次举起那涂过油、校过准的武器，都会感觉它潜藏的力量流过自己的身体，就像喝下一杯很烈的威士忌。我眯起眼睛谨慎地瞄准，耳畔传来震耳欲聋的枪声，突如其来的后坐力震动我僵硬的胳膊，在我心中激起一阵近乎狂喜的情绪。

阿姆丽塔康复后的一个周末，我带着那把鲁格回到了埃克塞特。一天半夜，她走下楼梯，发现我正在摩挲刚刚上过油、填满了子弹的武器。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了我很久，然后一言不发地返回楼上。第二天早晨，我们谁也没提这事儿。

“印度出了本新书，轰动极了。我听说是一首史诗，讲述迦梨的故事，那是他们的一位守护女神。”那个书商说道。

我到纽约来参加道布尔戴出版社的派对，主要是为了免费的酒水。当时我正站在阳台上，挣扎着要不要去拿第四杯威士忌，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了那个书商对着两个分销商高谈阔论。我走过去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拖到阳台的角落里。这个人刚刚参加了新德里的一场书展，他并不知道我是谁。我解释说，我是个诗人，对印度的当代作品很有兴趣。

“是的，呃，恐怕我也没法告诉你这本书的更多细节，”他说，“我提起它只是因为这本见鬼的书似乎不太可能在我们这儿卖得很好。真的，只是一首长诗而已。大概印度的知识分子会激动得发狂，但是当然，我们不会有兴趣。诗歌在美国本来就卖得不好，更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