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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挤进侧门，拔腿就跑，行李箱拍打着我的右腿，机场工作人员一脸讶异地让到路旁。歌声变得前所未有地响亮，我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耳朵。

就从这里开始吧，就从现在开始。

我猛地停下脚步，捶打墙壁，然后身不由己地踉跄后退。我的四肢痉挛颤抖，仿佛突然犯了癫痫。我朝航站楼的方向退了两步。

“去你妈的！”我一边高喊——我认为自己喊了——一边挣扎着走到墙边，那里有一扇门，然后我发现自己四肢着地，趴在一间狭长幽暗的屋子里。

房门关着，四周寂静无声。绝对的寂静。只有我一个人。这间屋子很长，光线幽暗，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堆无人认领的行李、一些盒子和箱子。我坐在水泥地板上，如梦初醒般左右张望。我将视线投向右侧，那口航空棺材静静躺在破旧的柜台上。

歌声停了。

在那几分钟里，我坐在地板上大口喘气。现在内心的虚无几乎让我感到愉悦——至少没有黑暗恶毒的东西。

我闭上眼睛。我还记得我抱着维多利亚，在她出生的那晚，以及后面的无数次，她身上的奶香和婴儿香，从产房到育婴房的三十步。

没有睁开眼，我抓住行李箱的把手站起身来，奋力把它扔向房间另一头。箱子撞上一个蒙尘的架子，然后掉进一堆箱子里看不见了。

我离开房间，沿着空旷的走廊走了二十步进入航站楼，又迈出十步来到唯一有人的售票柜台前，买了一张最早的国际机票。

航班没有延迟。二十分钟后，汉莎航空前往慕尼黑的飞机准时起飞，除了我以外，机上只有十个乘客。我甚至没有想过要望向窗外，看加尔各答最后一眼。飞机的起落架还没收起，我就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我在纽约着陆，随后转乘达美航空的727飞机回到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飞机降落时，最后一丝神经质的力量离我而去，我打电话请阿姆丽塔来接我，嗓子整个都哑了。

当她开着那辆红色平托赶到的时候，我浑身颤抖，几乎有些神志不清。她想送我去医院，但我深深蜷缩在黑色合成材料的座椅里不断催促，“开车。求你了，开车。”

我们沿着I-95公路向北行驶，傍晚的夕阳在公路中间的护栏上投下修长的影子。刚刚下过一场暴雨，道路两边的田野湿漉漉的。我的牙齿几乎不受控制地咯咯发抖，但我仍在不停地说话。阿姆丽塔沉默地开着车，只是偶尔转过头来，用那双深沉而忧郁的眸子看我一眼。就算我已经开始重复喋喋不休，她依然没有打断我。

“我意识到，那正是他们希望我去做的事情。他希望我这么做。”我们已经开到了州际线附近。“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希望我取代他的位置，就像他取代了达斯。或许是克里希纳救了我，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他们会为了某个疯狂的目的让我回去。我不知道，也不在乎。你知道什么才真正重要吗？”

阿姆丽塔一言不发地看着我，薄暮的微光下，她棕色的皮肤宛如黄金。

“我每一天都在责怪自己，我知道，这样的愧疚不死不休。我觉得那是我的错。那就是我的错。现在我发现，你也一直在责怪自己。”

“如果我没有放她进来——”阿姆丽塔开口了。

“就是这样！”我几乎喊了起来，“我知道。但我们不能这样下去。如果我们无法放下，那不光会毁了彼此、毁了自己，也会毁了我们三个人存在的意义。我们将沦入黑暗。”

阿姆丽塔在索尔兹伯里平原出口附近的一个休息站停了下来。她松开方向盘，我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

“我想念维多利亚。”我说。自从去年离开加尔各答以后，这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提到这个名字。“我想念我们的宝宝。我想念维多利亚。”

她轻轻靠向我的胸口。我听见低沉的呜咽，感觉到温热的泪水，但我有些糊涂。然后我明白过来。

“我也是，博比，”她说，“我也想念维多利亚。”

我们拥抱在一起，卡车带来的噪声与气流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高峰期即将结束，车流依然拥挤，轮胎碾压路面的声音不绝于耳，夕阳金灿灿的余晖洒满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