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7年6月10日

我今天暗中跟踪了那个叛徒。他头戴一顶羽毛帽,蹬着鲜艳的襻扣和吊袜带,阔步穿行于一间间商铺中,整个人在西班牙白亮的太阳底下熠熠发光。他与其中一些摊贩嬉笑打趣,和另一些则针锋相对。举止不似友人,倒也不像个暴君。说实在我对他的印象——虽然只建立在远观之上——是此人相当公正,甚至可以算仁慈。但也没错,他并未辜负这些人。他背叛的是骑士团,背叛的是我们。

巡视过程中,卫兵们寸步不离左右,看得出来都是些恪尽职守的部下。他们的目光一刻不停地梭巡着市场,这会儿有商贩热络地拍拍他的背,从铺位上拿起一块面包硬塞给他,他向两名卫兵里高些的那个挥了挥手,后者伸出左手收下礼物,始终没有用到持剑的手。真不错。圣殿骑士团培养出来的,真正的精英。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男孩从人群中蹿出来,我立刻把视线转向守卫们,并注意到他们身体紧绷、当即判断起险情,接下来……

松了口气?

笑自己一惊一乍?

不,两人继续绷得紧紧的,保持着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傻子,明白男孩可能是障眼法。

他们很出色。我不知道他们的雇主,那个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的男人,有没有用他的教唆腐蚀这两人。希望没有,因为我已决定放过他们一命。表面看来,饶他们不死只是我不想多事、我其实担心和两名不弱的对手正面交锋会落下乘,但这种表象是错误的。他们或许很警觉,应该深谙致死之道,也无疑将使出精湛的剑术。

反过来,我也很警觉,也深谙致死之道,掌握了精湛的剑术。我对杀人有一种天生禀赋。然而,不同于神学、哲学、古典学和我所掌握的多门语言——特别是西班牙语,流利到在阿尔特亚这一带我可以冒充西班牙人蒙混过关,哪怕只够扮一个惜言如金的当地人——杀戮技巧再高明,我却不以此为乐。我只是擅长,而已。

如果我的目标是迪格维德,那或许——或许我内心会为了亲手结果他而稍微欣快一下,但这次不是。

离开伦敦的头五年里,我与雷金纳德足迹遍布欧洲,跟着迁徙的商队从一个国家赶往另一个,身边同行的雇工和骑士同伴们轮换着,在我们的生命里来来往往,唯独我和他是固定成员。有时我们获得信报说珍妮可能在一伙土耳其奴贩子手上,便赶去追查起其行踪;间或传来迪格维德的消息,这时就得布雷多克出面,他常马不停蹄去几个月,但总是两手空空地回来。

雷金纳德是我的导师,教育方面他和父亲不无相似。首先,他有睥睨一切书面知识的倾向,不断斩钉截铁地表示,比起积灰的旧教科书上能找到的东西,世上还有一种更高深、更先进的学问,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圣殿的教诲;其次,他坚持要我独立思考。

他们的不同在于父亲会让我自己拿主意。而我逐渐了解到,在雷金纳德眼中,世间的规则更绝对化。有时我觉得,在父亲那里只要有过思考似乎就够了。思考本身自成一套法则,至于我得出什么结论,居然还不比中间过程重要。回头翻阅过去的日记甚至让我发现,在父亲那里,事实、以及整个“真相”的概念,感觉上都有一种时时流变、改换无常的特性。

但雷金纳德不接受这种模棱两可,假如我表达不同看法,他会微笑着说在我的话里听出了我父亲的味道。他会告诉我,父亲多么伟大、很多方面又富于才智,还是他认识的人里数一数二的剑客,只是父亲对于学识的观点,并没有达到他本可达到的精深程度。

如果我承认随着时间推移,自己渐渐偏向雷金纳德那种更一板一眼的圣殿作风,我会为此羞愧吗?虽然他总是脾气和善,机灵地说笑,可他缺少父亲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欢快、乃至调皮。举例来说,他永远衣冠严整,计较守时到病态的程度;坚决要求任何情况下事物都要井井有条。就算这样,随着岁月流逝,我几乎不可自抑地越来越为雷金纳德所感染,在他身上,不管外表还是内在,都有种固执的东西,一种确切自信的姿态。

有一天我意识到为什么了。吸引我的是不再有疑虑——与之一起消散的,还有慌乱、举棋不定、缺乏把握等情绪。这种感觉——雷金纳德灌输给我的“可知可控”感——成为我从孩童过渡到成人的指引。我从没忘记父亲的教诲;正相反,他会因为我质疑他的思想而感到骄傲的。正是这么做,我才吸纳了新的思想。

我们始终没找到珍妮。许多年过去,有关她的记忆柔化了很多。回头看自己的日记,年幼的我对她漠不关心到极点,这令我多少感到愧疚,毕竟已经成年,看事情的眼光也发生了改变。倒不是我年少时同她的龃龉妨碍了寻找的脚步,当然没有。这件事情上,伯奇先生一人的热情足以支撑我们两人的份。只是这样还不够。从身在伦敦的辛普金先生处,我俩获得了可观的资金,但这笔钱也并非取之不竭。我们选择法国特鲁瓦附近、香槟省荒原不起眼的一隅建起了庄园,作为我们的基地。伯奇先生在那里继续指导我的学徒生涯,担保我加入高级团员,三年前,我终于羽翼丰满,在骑士团中有了独当一面的资格。

有时一连数周过去,都不再有人提及珍妮或迪格维德,这个间隔慢慢扩大到数月。我们介入到其他圣殿事务中。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仿佛将整个欧洲撕咬着吞进它的血盆大口,圣殿利益需要我们维护。我的“天分”,即杀戮手段日渐展露,雷金纳德迅速洞见到它的好处。第一个被断送的——当然了,不是我手上的第一条人命,更应该说是第一个被我暗杀的对象——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利物浦商人。第二个是位奥地利亲王。

两年前,解决完那个商人后,我回到伦敦,只见安妮女王广场的建筑修缮还未完工,而母亲……母亲那天太过疲倦,无法和我见面,之后一天仍是如此。“她累得连我的信也回不了吗?”我问戴维夫人,她连连道歉,眼神躲闪。随后我一路骑行到赫里福德郡,希望找出迪格维德家人的下落,最后徒劳而返。我们家中出的这个叛徒貌似人间蒸发了——应该说,蒸发到了现在。

不过这些日子来,我胸中复仇的烈焰已不如从前猛烈,或许仅仅是我长大了;抑或出于雷金纳德的教导,懂得了如何自控、支配自己的情绪。

只不过,纵使火光幽暗,它依旧在我体内烧灼,不曾熄灭。

旅店老板娘刚才来过,她瞄了瞄楼下,赶紧把门关上。我外出期间有个信使造访,她告诉我,然后将函件交给我,同时抛出挑逗的媚眼;要不是心里想着别的事情,我可能就跃跃欲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