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最后的华尔兹（第2/8页）

也许我没资格指点他人，训导时代。但我看得清楚，说的也都是内心的实话。我的这些说法也不新鲜，不独创，还是有些同感之人的。我们是从内心出发，怀着真正的焦虑，在大脑里思考了无数遍才形成，才不由自主把这些别人不一定爱听的话送到嘴边的。相信我，绝不是有口无心，信口开河。

不说这些了，说了，自己和别人都会不舒服吧。

70年代中期，像我这么外语出色的大学毕业生，全国找不到多少。再加上外国文艺的修养，全国更是找不到几个。摆在我面前的机会很多，文化部的一个对外文化交流机构，外交部的北美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中央统战部，大概有十几家中央直属单位来学校要人，每次我都被要人单位的代表挑中。我对中央电视台，那时候还叫作北京电视台呢，有些兴趣。记得一个副台长亲自找我谈，对我的气质和口才赞不绝口，表示只要我愿意，电视台马上可以录用。

这么多单位，我就对这个心动了。电视在那个时代稀有，金贵，神圣，似乎符合我的浪漫理想。但是我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觉得在新闻和文化单位工作，政治上太危险，几句话，一篇文章，就有可能让你的前途完蛋，严重的还会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你潜在的命运危险，多是任由别人来强加，跟你本身没有必然关系，你的专业特点，忒容易授人以柄。我的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一颗浪漫的心，但是不能有浪漫的言行，更不能把浪漫当作事业来做，当作职业来做。况且，我大学学的是财务啊，这种专业的选择显然是我父母对我人生的一种理性规划。他们说得对，浪漫不是用来做事业的，是用来美化内心的，用来点燃生活的。然而，我只听进了一半，做对了一半。

什么意思？后来我选择了不浪漫的事业，却又把事业成果做成了浪漫，进而毁了事业。所以，不听长者言，吃亏到跟前。

按照父母的意愿，我选择了一家央属金融单位。在那里上班不到一年，我就被派往欧洲的英国、丹麦等地学习外汇金融业务，先后被安排到负责代培的米兰、标准麦加利、巴克莱等著名银行做实习代理员。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我成为个数极少的，具备了国际金融眼界和业务能力的专业人才。

实习期满后，单位没有安排我立即回国，而是直接把我派往中国金融在美国纽约的分支机构工作。我记得跟我同时派往纽约的同事，在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在玻璃大厦森林中，在澎湃的汽车声浪中，这座世界时尚之都，金融之都，让他们一时手足无措，自卑万分。而我，仿佛回到了就是自己本来的世界里一样，闲庭信步啊。我那样的淡定和风度，使得同事们无法不刮目相看，都风传我是中央首长的公子。那时候很多首长子女都改名换姓，插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读书，然后像普通人一样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日出而出，日夕而息。真首长的孩子许多就这样淹没在普通平凡人之中，不为人知。可我，真的不是名门之后啊。话说回来，如果我真的是首长的孩子，恐怕我的学养和气质，也无法让我淹没在平凡中。

我穿梭在大纽约，如鱼得水，很快展现了出众的才华，熟练掌握了全套外汇业务，在黄金交易和外汇的研究上尤为突出。我常常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观点，放大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在该项业务中的国际声音，引起国内外同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社交派对中，我经常用亚洲视角评论欧美文化；又假设欧美视角，发现和体恤亚太文化。每次，我做报告，不是从经济出发说经济，不是从金融出发论金融，我用文化视角，用文化判断，我有我独特的推论方法。我是生动的，独见的，我在世界艺术方面的学养，帮我建立起一种形象，不同于那些常见的玩弄金钱的势利面孔。这使我的沟通有了利器，我从中国人，甚至亚洲人这个领域的群体中脱颖而出，我也因此交到了许多欧美国家精英阶层的朋友。

应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即将到来的时候，我的身上已经具备了可以与西方融会贯通的气质风度和学识水平。我正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炙手可热的稀缺人才。当我与祖国一起迈进80年代时，一个锦绣灿烂的人生机遇大踏步向我走来。

2

从少年时代一直到中年，我都沉浸在奋斗与成功的亢奋中。我的高傲几乎从未让我低下头颅，去真诚寻觅一份属于心中的浪漫感情。

最近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唱道，“就在那一瞬间，你就在我身边”，这句歌词我很喜欢，我难得喜欢流行歌曲，可这一句我真心喜欢，因为它唱出了我人生某一刻，又某一刻！我的两段情遇就是这样到来的，某一刻突然降临，毫无预见；某一刻又款款而来，如同冥冥。一点也没有我歌我咏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坎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回到了中国金融本部，我才三十四五岁的年纪，已经位居央企中层，成为体制内非常年轻的“正厅级干部”。我风华正茂，英气勃发，要在事业上大干一番。同时，我渴望的高雅爱情、浪漫知音也在35岁这一年姗姗来迟。

我跟一位老革命家的小儿子是好朋友。他是个非常文艺的人，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叫作文艺范儿。他恐怕是中国人中少有的那种，对音乐痴迷的人，痴迷到不要任何东西，不工作，不操心未来，只沉湎于“音乐响起来，我心在澎湃”的那一刻。他有一个朋友圈子，他们经常在一起搞个派对，围绕音乐的派对。但其他人都是业余的，也都不固定。只有他一个人是固定的，大家就围绕他，时不时聚会一下，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什么的。

这个圈子很有意思，不断有新人加进来，朋友带朋友，朋友的朋友与朋友的朋友再成为朋友。后来我知道，这个圈子成就了好几对恋人，只有那哥们儿一直是孤家寡人，自始至终很热心地张罗着所有圈里的事，大家的音乐，大家的爱情，大家的纠纷，大家的婚姻，大家的，哈哈，埋单什么的，真是个好人啊。那哥们儿去世很早，核心没了，这个圈子也就没了，真的很可惜。80年代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如果他活着，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会不会不能免俗，像许多他那种家庭背景的公子哥一样，在后来的30年迅速把自己做成亿万富翁？恐怕是的。这是一个时代的陨落，我们的记忆里留下的是那道闪亮的划痕。

有时候我甚至想，那哥们儿死得非常及时，他及时固化了老革命血统中的那种浪漫。所以，当我现在听到一些朋友在议论，官宦子弟如今都是富豪，这一类话题时，我会提及这个人。他们会竖起耳朵听。有一次，一个著名导演对我说，你把这个另类哥们儿的故事，写个小说吧，我们来做个电影吧，这很有意思啊。是的，有意思啊。但是，这哥们儿对我来说，意义更不同寻常，因为，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圈子，通过音乐派对，我认识了我的前妻郝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