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暗裂

小引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总部位于欧洲大陆腹地的世界著名艺术品经纪集团戴维德斯将它的业务拓展到中国。戴维德斯视中国是其“最后一个野心”——中国是一个刚刚开放的艺术品藏品大国，民间宝藏不可限量；中国更是一个艺术品潜在的消费大国，中国尚未形成真正的艺术交易市场。而中国对戴维德斯的意义非凡：中国是陶瓷大国，戴维德斯正在雄心勃勃地向瓷器艺术经纪业务深度拓展。戴维德斯的中国计划是，趁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缺钱、缺艺术长远眼光之机，派出强有力的艺术猎头队伍，进入中国，不惜血本收购民间藏宝。等到若干年后中国富裕了，且艺术市场苏醒，这批藏品可以通过国际拍卖和艺术品的“黑暗通道”高价“回流”，戴维德斯可以赚到数百倍甚至万倍的巨额利润。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的十几年，戴维德斯的计划推行得非常顺利。最让总部惊喜的是，戴维德斯的亚太大区专家，在进入中国的第一年，就从山西和广东民间重金淘得两件惊世之宝:一件清代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书画花瓶和一件清代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珐琅彩瓷是清代专为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精细彩绘瓷器，由于产量少，传世极少，故价值连城。古月轩始于清代康熙年间，是用珐琅彩在玻璃胎上施以彩绘，经高温烧制而成。此器系为乾隆皇帝特别烧制的赏玩器，由宫中造办处御画匠亲绘。珐琅彩瓷大部是艺术精品，制作工艺非常讲究，不计工本。制作方法是先由景德镇官窑选用最好的原料制成素胎，烧好后送到清宫中的造办处，由宫廷画师精工绘画，再经彩烧而成。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瓶世上据知仅存四只，一只于60年代由天津博物馆从私人藏家手中购得馆藏，两只在瑞士和英国私人藏家手中。还有一只就是戴维德斯收到的这一只了！而杏林春燕图碗只发现过两只，全世界藏家皆知，另外一只，它在美国著名藏家巴巴瑞·霍顿手上。

201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育已经十分丰满，各种艺术拍卖会上，交易活跃，且真正的艺术珍品重金难求。抛出藏品、套回巨资的最佳时期到来了。戴维德斯一举发布了其两件御制宝瓷的资料，并决定于当年的香港苏富比秋拍会上亮相出售。因为有这两件惊世之宝，此届秋拍会的预展富豪云集，藏家接踵。然而，让人们喜忧参半的是，预展和拍卖会上只出现了一件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瓶，御制珐琅彩碗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不过，那只彩瓶没有让人们失望，在拍卖会上引起激烈角逐，最终以1.25亿元港币的价格拍出，一举成为秋拍明星。据说，此价格超过了当年收购价的9000倍！其明星效应又加剧了人们对另一只未能如期亮相宝贝的质疑。业界和新闻媒体纷纷指责戴维德斯和苏富比不守信用，玩姜太公钓鱼，只抛竿摆姿势，不放钓饵钓钩的故弄玄虚、吊人胃口的鬼把戏。

苏富比给出的解释是，戴维德斯对一口气拿出这两件珍品，大概有些后悔了，还是要留一只由其博物馆的“世界瓷器馆”永久收藏。这也是艺术商家的良心和操守表现啊，任何巨额利润都不能绑架人家对艺术极品的珍爱，艺术的最终归属一定是藏，而不是买卖！

好一个良心和操守说辞！

戴维德斯果真有苏富比所说的那么伟大吗？对近万倍巨额利润无动于衷、临阵撤拍？戴维德斯对其“伟大壮举”却一直沉默。其中的蹊跷，后来被意大利著名文化学者、艺术收藏家蒂诺先生揭开。他说，当戴维德斯看到全球大咖为了他们的珐琅彩瓶频频举牌的时候，他们喜悦的心其实有一半在滴血——为那只珐琅彩碗，那只更为珍稀、可以创造更高价格的宝贝，其实已经无法完美亮相。因为，它破裂了，对，它破、裂、了！

事情的真相是，20世纪80年代获得这只彩碗的时候，在碗的底缘有一条暗裂，这条暗裂肉眼几乎无法看出，随着搬运、摆弄、藏家的玩赏和岁月的侵蚀，暗裂终于变成开裂，最终导致破裂。其价格当然随之跳水，几乎失去拍卖价值了。

暗裂，隐藏在器物内部的裂纹，肉眼一般不易察觉。一件艺术品，如瓷器、玉器等，如果内藏暗裂，就很难经得起岁月的磨炼，终有一天会暴露，造成艺术破损，甚至导致艺术品的解体。

所以，戴维德斯用过亿损失和信用危机，给全球艺术藏家上了一堂艺术品的“警示教育课”:岁月驱使贵重的艺术珍品成为轻贱的艺术残次品，只需要一条微乎其微的内伤。

他，教授，博导，理工专业的材料工程学和人文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双学科带头人，七个省级以上学会的兼职领导，名牌高校的副校长、党委书记，位居正厅，拥有多个显赫职位；“全国优秀教师”“省英才‘555’工程领军人才”等，拥有诸多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地方政府科学决策顾问，省政协委员，全国教育工作委员会研究会理事会成员，在学术界堪称“明星”，在教育界堪称大家，在省级政界堪称要人。如今，他是一个犯人，因为严重违纪，利用职务便利，在基建工程、合作办学、人事调整等工作中大搞钱权交易、权色交易，收受巨额贿赂，被判处17年的有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多万元，成为一个全国教育界作为警示教育反面典型的案例主角。

过去，他在全省乃至全国各地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演讲，在国际论坛和全国诸多学术活动中做报告，他是知识界的精英，是学生的楷模。如今，关于他的违法犯罪的警示报告，被拍成警示片，刻成光盘，印成书籍，在教育系统的广大干部中巡回播放，在全国的干部队伍中发行。他是知识界的羞耻，是学者型官员中的败类。

他的形象交织正与邪，他的心灵含蓄着光与暗，他的人生兼并着功与罪，他的命运承载着成与败。在他执掌那所超过两万人规模的名牌大学的最后几年，知情者斥责他为“双面人”“伪君子”“变色龙”，更多的普通师生和群众却依然沿袭着对他一贯的印象，赞誉他“学德兼备，克勤克俭，清高正派”。

在陪同我去他服刑地的路上，该省办案人员介绍，他的案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省纪委查办的第一个在任高校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也是为数甚少的高级知识分子加高官落马案例。该案不仅在省高校的党员领导干部中震动大，甚至在全国高校以及整个中国学术界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他全部的违纪和犯罪行为，竟然仅仅集中在案发前的三四年时间里。在此之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确是如更多知晓他的人所认为的，是一个大专家，好领导，是一个正人君子，一个近乎完美的才俊。如果去掉他后面的这几年，他的人生完全可成为励志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