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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瑞把两只颤抖的手搭在女儿肩上,沉痛地说:“媛媛,我的好女儿,你既知道爸爸这么难,就得好好治病,好好活下去。”

这话题太沉重,父女二人后来都不谈了。吃饭时,女儿又谈起了田大贵和田大贵身边那几个年轻朋友。女儿带着陶醉的神情说:“爸,您不知道大贵哥他们对我有多好,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就把自己的病全忘光了,一起笑啊,唱啊……”说着,便唱了起来: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么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哦,在梦里,梦里见过你。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有人鼓起了掌,掌声很响。

含泪沉浸在女儿动人歌声中的王大瑞这才发现,原本虚掩着的门被推开了,碾米厂厂长田大贵,带着他两个年轻同伴走了进来,三人都在鼓掌

女儿不唱了,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忙招呼客人们在屋里惟一的一张沙发上坐下。王大瑞只认识田大贵,起先还以为另外两个年轻人是碾米厂的年轻工人,听女儿介绍才知道,那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是厂总支副书记,一个是副厂长。女儿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们厂这个新班子怎么样?大贵厂长兼书记26岁,汤副厂长23岁,俞副书记24岁,平均年龄24.33岁,只怕整个平川市也找不出这么年轻的班子了吧?”

王大瑞习惯地说:“好,好,太好了,有时间我就写篇文章给你们吹吹。”

女儿冲着父亲嗔道:“又来了!你就不能说宣传吗?老是吹吹。”

王大瑞笑了:“对,宣传,有机会我就帮你们宣传。”

田大贵很认真地说:“王老师,您还真得帮我们宣传一下呢!不要看我们只是个100多人的小厂,我们和纺织机械集团一样,也是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的头一批试点单位哩。我们这个小班子的构成,不但是市粮食局,连市委组织部孙部长都亲自过问哩。没有市委组织部的全力支持,我们那个只会喝酒的老厂长和那个只会卖计划粮的副局长没准真会把我们搞垮呢。”

王大瑞问:“你咋得罪他们了?”

田大贵说:“我哪得罪他们了?我是按市委、市政府的改革精神办事。其一,把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精神变成具体措施,一一落到实处;其二,走得更远了一点,打破了国营企业的用人机制。我们一上台就宣布了一条:凡是企业急需的人才,不管户口,不论级别,不拘性质,都可以来我们厂工作。不到半个月,真就来了一批能人干将,有农村乡镇企业的采购员,有集体厂的技术员,还有河南的大学生。我们就想筹资改造现有厂房和设备,上一条豆奶粉生产线。这下子不得了了,老厂长四处告,四处问‘这个平川碾米厂还是国营企业吗?田大贵和他那两个穿开裆裤的小伙计想干什么?’”汤副厂长也说:“粮食局有些领导也说话了,说是碾米厂不是幼儿园,不能让田大贵带着这么几个毛头小伙子胡闹。”

俞副书记说:“最有意思的还是今天,赵副局长以为田厂长的民意测验票过不了大半数,没想到田厂长竟得了95票。这就说明,厂里有2/3的同志拥护我们的改革,这就是人心。”

田大贵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步说:“也不想想,不改革还混得下去吗?过去搞计划经济,你投多少粮,我碾多少米,吃不饱,也饿不死。现在国家把粮价放开了,谁还到你这国营厂来碾米?价格贵不说,态度又不好。好,厂子没活干了,从老厂长到工人,都抄起手做国家主人公,这就年年亏损,三年下来这么个小厂竟亏了280万!还有脸说是政策计划性亏损!我在上任前一天的会上就说了,现在没有计划了,只有政策,市委给我们的是深化改革的政策,市场经济的政策!不走向市场,我们这个厂子就没有出路,大家就得失业!现在组织上和大家信任我,我就得带大家去闯市场。即使我田大贵不中用,撞得满头是血,大家还得闯下去,一定要为我们这个国营小厂闯出一条血路来!”

王大瑞也激动了,大声说:“小田厂长说得好!闯市场就得有这种不怕撞得满头是血的勇气,就得有这种前仆后继的决心。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话:‘螃蟹有人吃,蜘蛛也一定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就不吃了。对这种人,我们是应当极端感谢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们都年轻,就是闯出点乱子,也理应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尊敬。”

说这话时,王大瑞就想,怪不得女儿对田大贵这么一往情深,原来这个田大贵不但相貌英俊,还是个有思想、有气魄的厂长。

三个年轻人和王大瑞谈了很多,不知不觉已是夜里11点多了,起身告辞时,田大贵才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悄悄放到桌上。

王大瑞问:“这是干什么?”

田大贵说:“这是我们三人的一点心意。目前厂里要上豆奶粉生产线,资金很紧张,再也拿不出钱来了。我们凑了4000元,给媛媛先应应急吧。”

王大瑞忙把钱塞还给田大贵,说:“这不行,媛媛已经拖累了厂子,哪能让你们个人再掏这么多钱?!”

田大贵说:“王老师,过去,我们和媛媛在一个班组干活,和亲兄妹一样;今天,我们又成了媛媛的领导,从哪方面说,都不能不关心媛媛。你说是不是?现在厂子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媛媛也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咬咬牙,把这阵子顶过去,大家都会好起来。到那时,我们一定要把媛媛送到北京、上海最好的医院去治疗。”

女儿失声哭了起来。

王大瑞眼睛也湿润了。

透过朦胧的泪眼,王大瑞看到,女儿郑重地接过了钱,贴在自己胸前摆了一会儿,又把钱还给了田大贵,哽咽着说:“这些钱算我收下了,现在,我就用它缴厂里上豆奶粉生产线的集资款吧。”

田大贵怔住了。

汤副厂长忙说:“媛媛,你又不是不知道,厂里规定的,离退休职工和重病号一律不搞集资。”

王媛媛噙着泪说:“我希望咱厂快好起来呀!咱厂好起来了,我才能好起来!大贵哥不是说了么,到咱厂好起来了,就能送我到北京、上海最好的医院去治病。”

田大贵从汤副厂长手里拿过钱,点点头说:“好,媛媛,你就等着吧,我田大贵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就……就……”

田大贵说不下去了,眼内噙满泪水扭头就走。

王大瑞没去送,也没让女儿去送。他知道,田大贵不愿让媛媛看到他这个年轻厂长的眼泪。这天夜晚,王大瑞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天中经历过的事情,见过的脸孔,全于黑暗中扑拥到眼前。从老战友张大同的纺织机械集团,到头一次接触的民营亚太公司,到女儿所在的小小碾米厂,和厂里田大贵那三个年轻人,无一不让他感慨万分。一种激动而又颇有些悲壮的情绪携雷挟电,呼啸着鼓胀在他心中,这种感觉已是许久没有过了。大睁着两眼,看着发黄的蚊帐顶,王大瑞对自己说,王记者,你太渺小!你太庸俗!人家张大同在三间破车棚里,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深化改革,为中国纺织机械行业的明天,不顾一切地拼争着,像打仗似的。亚太的柏志林,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为了替平川的民营企业争口气,绞尽脑汁,忙个不停。只有你,王记者,眼睛光盯着人家的钱袋,为了拿那两个提成四处跑去凑热闹。你王记者别说和张大同、田大贵这些人比,就是和自己女儿比,都俗不可耐。女儿病成这样,还关心着她那小小碾米厂的命运,还把朋友们送她的救命钱交出去上生产线。而你呢,王记者!你这个平川工业口的资深记者,就不该为这些在改革第一线上冲杀拼搏的同志们做些什么吗?你当年的激情哪里去了?女儿尚且知道工厂好了,她的命运才会好,你王记者难道就不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吗?平川的工矿企业不走出整体滑坡的谷底,你们《平川日报》的广告赞助都拉不着,每月的奖金都没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