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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去比萨的前一天,我才对我的家人说我要去比萨参加考试。“假如他们录取我的话,”我宣布说,“那我就去上学,不用花家里一分钱。”我是用意大利语说的,说得很坚定,就好像说方言会让这些话变得没有分量,就好像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妹妹不应该也不能明白我正在做什么。实际上他们听我说这些,显得很不自在,我觉得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不是我了,是一个在不合适的时候来家里做客的外人。最后我父亲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但是你要记住,我们没办法帮助你。”然后,他就去睡觉了。我的小妹妹问能不能和我一起去。我母亲什么都没有说,但在离开前,她在桌子上给我放了五千里拉。我盯着那些钱,看了很长时间,我没有碰那些钱,就好像我要拿着这些钱去挥霍,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最后,我还是突破了自己的心理屏障,我想:这是我挣的钱!我把钱收下了。

我是第一次离开那不勒斯,离开坎帕尼亚大区。我发现我害怕所有东西:我害怕坐错火车;害怕尿急但找不到厕所;担心如果天黑了,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会迷路,担心会被偷。和我母亲一样,我把所有钱都放在文胸里了,有好几个小时,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同时我又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自由。

我觉得一切都好起来了——除了考试,那位染着天蓝色头发的老师没告诉我,这次考试要比高中毕业考试难,尤其是拉丁语,对于我来说简直太难了,但那只是冰山一角:每一场考试对于我的才能都是一种残酷的考验。我开始拖泥带水、结结巴巴,我常常假装我知道答案,但就是说不出来。语文老师对我的态度很糟糕,就好像我的声音也会让他厌烦,他说:“这位小姐,您在写议论文的时候,根本不是在议论,而是在信口开河;我看到您非常大胆地谈及了一些问题,但根本无视文章该有的结构。”我觉得很沮丧,信心尽失,那位老师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满脸讥讽地看着我,他让我谈一谈最近我读的书。我想象他当时说的是某个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但我当时没有明白,我紧紧抓住了掠过我脑子的东西——只有在琪塔拉海滩上读的塞缪尔·贝克特的丹·鲁尼,我开始谈了起来,那个盲人丹·鲁尼尽管已经瞎了,但他还想成为聋子和哑巴……老师嘲讽的表情,渐渐变得不安和惶惑起来,他很快就打断了我,把我交给了历史老师。情况并没有好转。历史老师问了我一系列问题,都非常详尽。到最后,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像那时候那样无知,甚至在我学习最差、考试成绩最糟糕的那些年,我的处境也没有那么窘迫。我能回答所有问题,但都是用一种非常笼统的方式。一旦他问我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我就会回答不上来。最后他满脸嫌弃地问我:“除了简单的学校课本之外,你从来都没有读过别的书吗?”

我回答说:

“我研究了民族国家的概念。”

“你记不记得书的作者?”

“费德里克·查波德。”

“我们听听你看懂了多少。”

他仔细地听我讲了几分钟,忽然间就让我停了下来,让我感觉到自己说了很多蠢话。

我哭了很长时间,觉得因为轻率,我亲手丢掉了自己的前途。然后我想:我这么绝望是很愚蠢的,我知道自己从来都不是真的出色。莉拉才是真的出色,尼诺也是真的出色。我只是虚荣而已,现在好了,我受到了惩罚。

但实际上,后来我通过了考试。我将会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一张自己的床,不用晚上搭起来,早上又拆掉,还有一张写字台和所有我需要的书籍。我——埃莱娜·格雷科,一个门房的女儿,在十九岁的时候,终于要摆脱这个城区了,我要离开那不勒斯了,一个人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