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盛唐的诗歌革新

殷璠《河岳英灵集》〔1〕说：“贞观末（650前后），标格渐高；景云（710）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727）后，声律风骨始备矣！”这段话简要地概括了唐诗从唐初开始格调渐渐变高，至初盛唐之交，已经能表现高远的境界，而到开元中才形成兼备声律和风骨的发展大势。那么为什么把唐诗达到高潮的时间划到开元十五年以后呢？

从景云年到开元十五年，是初唐和盛唐两代诗人更替的时期。以宋之问、沈佺期、李峤等为代表的初唐宫廷诗人陆续在开元初去世，标志着初唐时代的结束。开元前期，唐玄宗励精图治，改革时弊，讲求礼乐，振兴儒学，在文学上反对浮华。他在《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诗》中说：“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大抵可以概括此时文学革新以礼乐为指导的思想。所以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说：开元十五年后，盛唐诗声律风骨始备，“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认为盛唐诗从开元十五年以后转为真朴古雅，恢复《诗经》的风雅传统，主要与唐玄宗提倡革新文章的思想有关。虽然他对玄宗个人的作用有所夸大，但确实说明了当时文风转变的政治原因。张说适应了开元初倡导淳古真朴的政治需要，大兴礼乐雅颂，成为开元前期文坛的核心人物。他在唐玄宗的支持下，提拔了一批文词雅丽、通晓儒学的人物。在他周围形成的以“文儒”为主的官僚群体，成为开元到天宝初政坛和文坛上的中坚力量，其中张九龄所起的作用尤其突出。张说在开元十八年去世后，张九龄继之而成为文宗哲匠。二张不但自己荐引了一批盛唐著名的诗人，如王湾、王翰、王维等，而且由他们提拔起来或与他们志同道合的一批文儒在掌握权力以后，也通过知贡举等方式选拔了一批文人：盛唐著名诗人和文人登第的高峰共出现过两次，一次在开元十四、十五年间，严挺之知贡举时，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王昌龄、常建等都得以及第，在此前后还有崔颢、祖咏、刘眘虚等先后及第，他们构成了开元诗坛的主力，开元十五年后的诗歌兴盛局面正由他们奠定。一次在开元二十二、二十三年间，由孙逖知贡举，颜真卿、贾至、李颀、李华、萧颍士等在此期间中举，后来成为天宝文坛的重要人物。

二张虽然都是朝廷宰辅，但与贞观年间的重臣不同，由于在政治上都有过大起大落的经历，因此能打破朝野的隔膜。他们影响于当时文人的主要不是那些应制颂圣的作品，而是他们的理想抱负、人格精神以及在贬谪期间创作的大量诗歌和其中深刻的人生思考。他们解决了“四杰”诗歌理论和创作之间的矛盾，扭转了陈子昂矫枉过正的偏向，赋予建安精神以新的时代色彩，对于盛唐诗人形成以崇尚建安气骨为主的风雅观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韶州（今广东韶关市）人。开元二十二年官至中书令，二十三年封始兴公。他也是创作丰富的诗人，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以“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这两句话来概括他的基本风格，是比较恰当的。他支持陈子昂重幽素、黜雕华的主张，作《感遇》十二首，以贤士闻达之难、世路不平之叹为中心，抒写对功名理想、志士高节的追求，并提出了乘时而起、功成身退的处世原则。这些思想对盛唐诗人的影响最直接。在艺术表现上，这组诗与陈子昂的《感遇》一样，也是以比兴为主，但风格清雅，不像陈子昂那么质实。如著名的《感遇》其七：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佳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张九龄是岭南人，当时朝廷选士，很少考虑这种南方边远之地的人才，因此他仕途上的障碍也就更多。这首诗取屈原《橘颂》诗意，感慨丹橘既有岁寒之节，又有果实和树阴可用，只因阻隔深重而不能进荐，借以比喻自己品性坚贞、才堪任用而被排挤在朝廷之外的命运，写得从容委婉。张九龄诗又有一种典雅而富有情韵的境界，如《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音调悠扬宛转，情思惆怅遥远，与皎洁的月色交织成一支曼妙动听的月光曲。他的山水诗数量也不少，主要写于开元十五年出任洪州都督时期。大多数诗取法大谢体，并创造出以感怀为主兼咏山水的五古体，在开元前期清媚诗风流行之时，以沉厚凝重的风格另立一宗。他将汉魏以来文人诗中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坚持直道和清节的高尚情操，探求天道时运的深刻思考，对待穷达进退的处世原则引进了山水诗，使山水诗清丽的词采和汉魏风骨相结合。这是他对山水诗最重要的贡献，明人胡应麟《诗薮》说他“首创清淡之派”，也应从这方面来理解。

活跃在开元年间的诗人王维、孟浩然、卢象、储光羲、綦毋潜等人在思想上和人事上与张九龄都有密切的联系。由于政治气象的更新和二张的影响，开元诗人把他们共同的时代感受反映到诗里，并意识到他们渴望及时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正是建安气骨和时代精神的契合点，因而将“大雅颂声”和建安风骨相结合，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自觉意识。不但王维、孟浩然高唱着“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王维《别綦毋潜》），“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孟浩然《陪卢明府泛舟回作》），就是与二张没有直接联系的高适也同样在称扬“隐轸经济具，纵横建安作”（《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答侯少府》）。在盛唐诗人普遍形成“言气骨则建安为传”（殷璠《河岳英灵集论》）的风气中，从开元十五年到开元二十二年间，出现了山水田园诗的创作高峰期，从开元二十年到二十七年，又出现了边塞诗的创作高峰期。无论是田园牧歌还是边塞高唱，都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具备了林庚先生所描绘的盛唐气象的全部特征。因此可以看做是盛唐诗歌革新的第一个高潮。

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代之为相，意味着开元清平政治的结束。到天宝初，随着景云开元时代的一批较为贤明的官僚先后去世，政治日趋腐败。开元时代的一些著名诗人祖咏、孟浩然、王翰、王之涣等在诗坛消失，王维、储光羲等因张九龄的逝世而消极退隐。而在开元时代影响尚小的李白却在天宝初崛起，成为诗坛的主将。李华、萧颍士、元结等具有复古思想的文人，以及杜甫、岑参等在诗坛上崭露头角。李白像盛唐诗人一样肯定“蓬莱文章建安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并以《古风》其一总结了开元全盛之世诗歌革新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