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忧国忧民的“诗圣”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在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东南），所以他常自称“杜陵布衣”，后来曾一度居家杜陵附近的少陵，又自称“少陵野老”。他这一族从十世祖起徙居襄阳，后因曾祖杜依艺终巩县令而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杜甫出身于一个具有诗书悠久传统的旧世家。他的十三世祖是晋代名将当阳侯杜预，博学多才，武功、政事、学术都有成就，是杜甫心目中最理想的“奉官守儒”的楷模。他的祖父就是“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在律诗创作方面对杜甫有直接影响，所以杜甫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他的父亲杜闲曾当过兖州司马、奉天令，但这时家道已经衰落。杜甫出生于唐玄宗登基的那一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开天盛世的同龄人。青年时代他曾漫游吴越齐鲁，24岁时应举不第。天宝初他遇到从宫廷放还的李白，这两位大诗人的结识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天宝六载他到长安应制举，这时政治已经愈趋黑暗，奸相李林甫将举子全部黜落，还上表祝贺玄宗“野无遗贤”。此后杜甫在长安困守十年。虽曾多方干谒希求汲引，天宝十载还向玄宗上过三大礼赋。得到玄宗欣赏，让他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但又因李林甫从中作梗，未得一官半职。直到天宝十四载，他44岁时，才得到河西尉的小官，没有就职，又改为从八品下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在还家探亲时，安史之乱爆发。次年他与难民一起流亡，被安禄山军俘到长安，后逃到唐肃宗所在的凤翔，任左拾遗。不久贬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8）弃官，经秦州、同谷入蜀，在成都营建草堂。其间因蜀中军阀混战，一度流亡梓州、阆州，回到成都后，被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死后，杜甫离成都南下，次年至夔州，旅居两年。57岁时出川，在岳州、潭州、衡州一带漂泊。大历五年（770）病死在湘水上，享年59岁。

李白和杜甫都经历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阶段。李白的诗更多地表现了盛唐诗人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杜甫年辈较晚，经历过坎坷的人生道路，卷入过战乱的漩涡，又长期沦落下层，因而能够逐渐走向人民，为人民大声呼吁。他最可贵的精神是能够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宁苦身以利人。他最主要的成就是能够写出许多深刻反映他的时代，堪称“诗史”的重大篇章。而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关注现实的执著精神以及抨击时弊的巨大力量，都植根于盛唐的理想、激情、宏伟气魄和时代责任感。

杜甫在盛世文明的教育下长大，整个青壮年时代在开元年间度过。他从同时代人的远大抱负和活跃思想中获得了进取的信心，从一代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盛唐文人共有的大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无不洋溢着积极乐观的情绪，显示出诗人对前途的充分自信。但当他满怀希望跨入上层社会时，统治集团已经腐败。长安十年困守，功业上一无所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与王侯显贵相周旋，使他熟知种种骄奢淫逸的现状和黑暗政治的内幕。沦落下层，既贫且病，饱经忧患，又使他对社会弊端和民生疾苦体察尤深：“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禂，相许宁论两相直？”（《秋雨叹》其二）因此，安史之乱前，当大多数盛唐文人还在讴歌太平的时候，杜甫已经透过繁荣的表象看到了社会政治中潜伏的严重危机。盛唐文人在天宝时期虽然也对朝廷开边提出过批评，但大都局限于将士的赏罚不均和用兵的劳民伤财：“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湾《出塞曲》）。“无为费中国，更欲邀奇功”（王维《送陆员外》）。而杜甫的《兵车行》则已指出穷兵黩武所引起的田园荒芜、赋税繁重、人民无法负担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危机。前后《出塞》包括了盛唐边塞诗的全部内容，而诗人对民族关系、边塞形势的正确看法使这两组诗的思想境界超过了所有的盛唐边塞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

如果说李白多以含蓄的比喻影射最高统治者的昏淫腐朽，杜甫的《丽人行》则是直截了当讽刺杨国忠兄妹骄纵荒淫的丑态；在慈恩寺塔上，当高适、岑参等诗人还在“盛时惭阮步”〔1〕时，杜甫已经“登兹翻百忧”，产生了“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的预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结合着他在长安十年的感受，表白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执著意愿。其中“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钦贡城阙”四句，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是建筑在剥削、压榨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之上。“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2〕。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等句，又以外戚贵族极度奢靡的生活与贫民的生活形成苦乐悬殊的鲜明对照，因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联千古名句，便更触目惊心地概括了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当他回家以后遭到幼子饿死的惨重打击时，又从自己的境遇联想到更加困苦的广大人民：“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3〕”不仅表现了推己及人的仁者之心，而且从贫困失业之徒和远征边戍之卒的骚动不安中看到了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这首诗标志着杜甫在安史之乱前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也是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的全面总结。

在安史之乱中，许多诗人的慷慨高唱沉寂下去，杜甫却卷入了祸乱的中心。他热切地关注着国事的变化，与人民一起经受战争的磨难。并以盛唐人追求理想的顽强精神不倦地讴歌着平定动乱、中兴国家的愿望，描绘出这一苦难时代的历史画卷。他身陷叛军占领的长安，写下了许多反映战乱现实，抒发忧时浩叹和爱国热忱的篇章。《悲青坂》、《塞芦子》、《悲陈陶》表达了人民渴望官军收复长安的心声，对官军的惨败、牺牲的将士致以沉痛的悼念，为不能向朝廷献筹边策而无限焦急。《悲陈陶》〔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