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轼对宋词的革新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有名的散文家。他生长于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自从24岁步入仕途以后，他就被卷入了上层士大夫激烈的党争之中，历经宦海浮沉。早年他曾针对当时财乏、兵弱、官冗等问题，大声呼吁改革。但是王安石变法时，他连续上书反对新法，意见未被采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他一直在地方官任上，曾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等职。44岁在湖州任上，被新党中某些官僚从他的诗文中摘出讽刺新法的诗句，罗织罪名将他下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黄州。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司马光等人执政，苏轼调回京城任翰林学士，因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尤其反对废除免役法，遭到旧党疑忌，又请放外任，历任杭、颖、扬、定州的知州。哲宗绍圣元年以后，新党再度得势，打击元祜旧臣，苏轼被贬到英州、惠州、儋州。直到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第二年就死于常州。

苏轼具有早期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朝廷萎靡的积习和弊政。他反对因循守旧，但又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再加上他性格耿介，讲究风节操守，不愿看风使舵，随时上下，因而既不见容于变法派，又不得志于保守派，一生遭受了许多政治磨难。但他无论是在地方官任上还是被贬到岭南甚至海南，始终热切地关注着百姓的疾苦和当地的生产，惩办悍吏、减赋救灾、兴修水利、整顿军纪，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处身于政治逆境之中，他善于以庄子和佛家思想自我排遣，能够以顺处逆，以理化情，胸怀开阔，气量恢弘，因而形成了豪爽开朗的性格、达观积极的人生观和超脱旷达的处世哲学。这是他在文学创作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苏轼作词较晚，据朱孝臧《东坡乐府编年》，大约始于37岁任杭州通判时，所作大多是游宴酬赠的小令，词名未著。38岁赴密州，从此词多长调，开始陆续显现出豪放的特色。44岁后因乌台诗案贬居黄州五年，是苏词创作的高峰时期，黄州词计有五十首之多，占他词作总数（二百首）的四分之一，许多名作都产生在这时。之后佳作减少，晚年词作就更少见了。

苏轼对宋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从内容到风格，从用调到音律，都打破了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给宋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他对词的革新主要体现为将诗的境界引入了词里，大大提高了词的品格：从花间南唐到柳永词，不论雅词俗词，都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词作为一种从民间新起的文学样式，尚不能与言志载道的诗文同登大雅之堂，而只是专门用来抒写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小道”、“小技”，因而缘情而绮靡的侧艳之曲充塞了整个词坛。苏轼以诗入词，把词家缘情和诗人言志这二者结合起来，使词和诗同样具有言志述怀的作用，并吸取诗的表现手法作词，这就解放了词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束缚，使它具有了更加多样的社会功能；同时，他还从力辟柳永的侧艳词风入手，提高了词的格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皁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酒边词序》）。

苏轼以诗入词的主要表现是：把词的题材从儿女私情、羁旅行役扩大到怀古咏史、悼亡送别、说理谈玄、感时伤事、山水田园等各种诗歌的题材中去，用以抒写自己的性情抱负，胸襟学问，使词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尤其在以下诸方面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内容：

首先，讴歌报国立功的豪情壮志：这是魏晋到唐代边塞诗的重要主题。例如他在密州出猎时所作的《江城子》，是他最早的一首豪放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上片描写自己出猎的装扮和阵容，牵狗臂鹰，写得洒脱豪放，极有声势。又以夸张的口吻渲染倾城出动观猎的热闹场面，以三国时吴主孙权射虎自喻，更将豪情胆气渲染到十分。下片生动地刻画出作者两鬓染霜而依旧胸怀开阔、壮志不衰的豪迈神情。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太守，击败匈奴，立有战功，但因报功时杀敌数字略有出入，朝廷将处刑。冯唐认为这种做法不公平，汉文帝便派冯唐持节去云中郡赦免魏尚之罪。这里用此典故，表示了希望得到朝廷信任的意思。结尾以一个雕塑般的英雄形象的特写重申了作者为国请缨、征服西夏辽国的雄心壮志。苏轼自述作得此词，曾“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简》）。这是他有意抵制“柳七风味”、以讴歌报国壮志的豪放词自成一家的最初尝试。此后，他在《南乡子》“旌旆满江湖”、《阳关曲》（中秋作）等词里都塑造过爱国志士和从军将士的形象。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探索人生哲理：苏轼把宋诗好议论、追求理趣的特点引入词中，不少词能在日常生活中触发哲理，以理化情。如他的名作《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原题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是为怀念离别七年的弟弟苏辙而作。万里离愁，中秋良夜，把酒对月，难免思绪万端，但由于作者旷达的胸襟、丰富的想象和奇妙的艺术构思，却使这首词超出了一般赏月抒愁的范围，而反映了作者所体验到的天上和人间、出世和入世、幻想和现实、悲欢离合等多种矛盾。政治上的失意使他面对着神奇、永恒的宇宙，自然产生了出世的思想，想要乘风飞上月宫，而对人间生活的热爱又使他从浪漫空幻的世界回到现实，这首词就通过这种寓短暂于永恒的理趣宽解了失意和离愁。“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几句从古往今来人们望月的普遍感慨中提炼出人事与天道的相同规律。“古难全”是事实，“人长久”是希望，两者对立，统一在作者衷心的祝愿中。这种美好的祝愿已经不只是对他弟弟一人而发，而是变为一切热爱幸福生活的人们的共同希望了。浓厚的人情味和人生哲理交织在一起，丰富和深化了词的意境。又如他在黄州所作《定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