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是最伟大的意义初唐四杰

房龙说,中国人在孔夫子的教导下,学会了只去关注对现实有意义的事情,而远离那些被他们认为是无用的想法和事。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不知道是否也有这个原因。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中国人成了最实际、最现实的民族。直到现在,长辈们教育小辈最常用的一句话还是“别太理想化了,不要脱离现实……”

黑格尔说过,艺术的本质就是无用的。在重视实际的民族,应该是没有艺术太大的空间的。但是,又恰恰是这个最重视现实的国度,诞生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诗歌的时代,诞生了让千年以后的中国人都为之自豪和骄傲的一代代诗人,他们就像一座在一千多年前建好的桥梁,直到现在,还能让分散在这个星球上各个角落的中国人,通过这座桥梁聚集在一起,用各国口音的中文,或者各个地方的方言,吟诵同样一首诗,感受同一种纯净而神圣的激动,这不能不说是奇迹。

从读书时知道初唐四杰的名字开始到现在,我经常在思考两个问题:在诗人如群星璀璨的唐朝,为什么他们被称为“杰”?在风格如豹纹斑斓的唐代,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开启一代新风的人物?这些问题,直到最近,我才有了一个略微明确的答案。

中国诗歌,曾经走过了先秦的蒹葭苍苍,走过了汉代的皎皎织女,走过了魏晋的东篱黄菊,先人们将诗歌作为爱情的信物时,诗歌就回报先人以爱情;当他们将诗歌作为幻想的工具时,诗歌就回报他们以幻想;当他们把诗歌作为志向的载体时,诗歌成为他们志向的坚强依靠。但是,当人们把诗歌当成宫廷的玩物,或者作为献媚的秋波,甚至作为猥亵的手段时,诗歌就沦落风尘,诗人也就陷入猥琐。

简文帝有句名言:“为人宜严谨,文章宜放荡。”这可以作为齐梁诗风的一个最好注脚,或者说,也可以作为诗人人格分裂的一个最好依据。诗人固然不可能是完人,甚至很多诗人自身就有很多问题,宋之问之卖友,王勃之狂傲,杨炯之残忍,卢照邻之悲观,骆宾王之孤注一掷,放在任何人身上,这些都是有可能使人陷入不复之境的人格缺陷,事实上,他们也用自己的人生为这些缺陷埋了单。但是,他们更用自己的诗歌,为所有人的所有缺陷埋了单。如果诗人的人格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为人放荡,文章严谨”也许比“为人严谨,文章放荡”要好一些,因为,他们即使自己是丑陋的,但是至少可以用自己的诗歌使更多的人完美。

从四杰开始,诗歌摆脱了齐梁时期的卑微和猥琐,摆脱了臣妾式的献媚和调笑,成为精神的载体,思考的翅膀。长久以来覆盖在诗歌身上浓浓的脂粉气终于开始淡去,一种逐渐靠近上苍和大地的诗歌开始出现。四杰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遭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幸,他们是天才的诗人,但是同时又是苦命的诗人。尼采说,诗人写诗就跟母鸡下蛋一样,都是痛苦使然,但是,四杰的痛苦摆脱了以前诗人嗜痂吮痈的阴暗,走出了顾影自怜的狭隘,而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宏伟的境界。他们的人生都很悲剧,但是正由于这种悲剧,使我们在吟咏他们的诗歌时,更能体会到生命澎湃的涌起,感受到灵魂无处不在的思索。他们有虚伪,但是,教会我们真诚;他们有苦难,但是教会我们珍惜;他们有失意,但是教会我们乐观;他们有卑微,但是交给我们尊严。

于是,这些名字,不再属于他们自己,不再具有实在的户籍上的意义,而成为一个个符号,一个个象征,一个个图腾。在唐代的诗歌史上,他们开启了一扇大门,这扇大门后面,不仅是宏伟壮观的诗歌的宫阙,更是一个超越了庸俗和卑微以及猥琐的境界,这个境界的关键词很多,但是我们也许能够想到几个,比如:自信、骄傲、尊严、同情、潇洒、乐观……因此,他们用诗歌装点了一个时代,也用诗歌记录了一个时代,其实也是用诗歌创造了一个时代。更是用诗歌挽救了被南朝的轻佻和阴暗毒化了的唐代人,于是也挽救了我们。

关于四杰,唐代的争论远比后代要多得多,甚至连李商隐都觉得,四杰不过是诗歌的对仗使用得比较好罢了。但是,杜甫却在著名的《戏为六绝句》里说:

王杨卢骆当时体,

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王国维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作诗如此,做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