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个世纪病的新患者（第4/4页）

 

　　这种恶的意识使诗人的悲观主义成为当时广泛流行的肤浅的乐观主义的反动。这种悲观固然是消极的，但是，比起那种虚假的乐观来说，无疑具有更丰富的启示和教训，因而也是深刻的。所谓“恶的意识”，其实就是对客观世界和现实社会的一种清醒冷静的认识，在悲观中透出一线哪怕是微弱的希望。在 《无可救药》那首诗中，那星，那灯，那火炬，就像失望中的一线希望，活跃在诗人沉重阴郁的心中。虽然那来自天上的星光是苍白的，那来自地下的灯是嘲讽的，那火炬闪着撒旦的光，但毕竟像是一只警觉的眼睛，在注视着恶，观察着恶，解剖着恶。因此，诗人的悲观厌世实在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强烈的爱，他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他只能在他的所爱中倾注深厚的同情。

 

　　《恶之花》中的诗人是一个普通人，除了按照当时资产阶级的偏见，他是个无所事事没有用处的人之外，他的生活与下层的穷苦人几无区别。然而，他写诗，写文章，他是个脑力劳动者。虽然他出身在一个中等资产阶级的家庭，但他受到母亲的诅咒，从家里逃了出来，而与下层的受压迫的人们建立了某种联系，因此，他对穷人以及一切被社会抛弃的人所怀有的同情，他对劳动的赞美和对劳动者的尊敬，是深沉的、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与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的同情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施舍，而是出于同病相怜的亲切感受。他分担他们的痛苦和悲哀。因此，他能够在太阳的养育万物的光和热中融入自己的同情和怜悯，他这样想象着太阳：

 

　　它像诗人一样地降临到城内，

　　让微贱之物的命运变得高贵，

　　像个国王，没有声响，没有了随从，

　　走进所有的病院，所有的王宫。

　　—— 《太阳》

 

　　女乞丐的美丽和受人欺凌的命运，引起了他的愤慨 （《给一个红发女乞丐》）；那寻找着家乡的椰子树的黑女人，“憔悴而干枯”，使他不能忘怀 （《天鹅（一）》）；那瞪着无光的眼球的盲人，令诗人想到自己的无望的追求 （《盲人》）；那引起母亲妒忌的赤心的女仆，使他觉得该带几朵花去供奉（《您曾嫉妒过……》）；而那些风烛残年，被生活压弯了腰的老人们，他们眼中的仇恨的光，使他陷入极大的不平静之中；那些囚徒，那些被遗弃的水手，那些渴望着安息的穷人，那些垂危的病人，那些年老色衰的女伶……所有这些飘泊者，流浪者，被社会和岁月抛弃的人们，都分享着诗人的同情和怜悯。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视野中，从未出现过达官贵人和绅士淑女，唯一的一位高贵的女人却是一位转瞬即逝的过客，而引起诗人同情和遐想的，又仅仅是她那一身丧服和庄严的悲哀。

 

　　人憎恶那丑恶的巴黎，而在他的心中最温暖的地方却是一个劳动的巴黎。他曾在庄严的钟声中凝视过唱歌闲谈的工厂和远上云天的煤烟之河（《风景》）；他曾经怀着欣喜的心情注视过巴黎的苏醒，像个辛勤的老人抓起了工具 （《晨光熹微》）；他更因劳动者所企盼的黄昏的降临而感到宽慰，因为沉思的学者可以抬头，疲倦的工人可以上床了 （《薄暮冥冥》）。他还对艺术家的奋斗寄予深切的同情，因为他们追求理想的美至死不悔，正与他的心息息相通（《艺术家之死》），劳动，这是人区别于自然界万物的最根本的特征，对诗人来说，它代表着人们最伟大的品质。萨特从中看出了波德莱尔的矛盾，他说：“波德莱尔憎恨人以及‘人面的残暴’，但因其对人类劳动成果的崇拜复又成为人道主义者。”

 

　　诗人不仅分担一切受压抑的人们的痛苦和悲哀，他还怀着崇敬的心情倾听他们不平的呼声，赞美他们的美好的理想。他从那喝醉了酒的拾破烂者的身上看出了他们酷爱正义的优秀品德：

 

　　常见一个拣破烂的，跌跌撞撞，

　　摇头晃脑，像个诗人撞在墙上，

　　毫不理会那些密探、他的臣民，

　　直把心曲化作宏图倒个干净。

 

　　他发出誓言，口授卓越的法律；

　　把坏蛋们打翻，把受害者扶起，

　　他头顶着如华盖高张的苍穹，

陶醉在自己美德的光辉之中。

　　—— 《醉酒的拾破烂者》

 

　　这深厚的同情心成了诗人人道主义精神的基石，其核心是人的命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不和谐。诗人赞美女人的首饰和服装，因为这是人为的结果；诗人诅咒人类的罪恶，因为他相信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是自然教人犯了罪；诗人憎恨这个社会，因为这个社会让人处于非人的境地。这其中有一个极大的矛盾，那就是他不大相信人类能改善自己的境遇，因此，人类上升只是一种“意愿”，而人类堕落，却是一种“快乐”。在这场意愿与快乐的争战中，孰胜孰败，就诗人自己来说，依旧是一个未知数。

 

　　不可排解的忧郁，执著但是软弱的追求，深刻复杂的悲观情绪，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恶之花》中的诗人形象的基本性格特征。波德莱尔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形象，就其典型性来说，他可以厕身于维特、勒内、阿道尔夫、奥伯尔曼、曼弗雷德等著名主人公之间而毫无愧色，而且，他比他的兄长们更复杂、更深刻、更丰富，因为他身上流的是他的创造者的血液，他使用的是他的创造者的眼睛，支配他的行动的是他的创造者的灵魂。《恶之花》中的诗人虽然没有姓名，但我们实在是有理由把他称作波德莱尔。然而，他并不是现实中的波德莱尔的翻版，而是一个经过浓缩、凝聚、升华的波德莱尔。夏尔·阿斯里诺说得好，波德莱尔的一生是其作品的“注解和补充”，而他的作品则是其一生的“总结，更可以说是他的一生的花朵。”因此，波德莱尔和 《恶之花》中的诗人之间，不是绝对的等同，而是有机的融合。

 

　　《恶之花》是一篇坦诚的自白，是一次冷静的自我剖析；但它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代资产阶级青年的面貌和心灵，照出了世纪病进一步恶化的种种征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