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第2/3页）

此语一出，几个杯盏落地，众皆叹服。

遗憾的是，一九七六年的周红兵并不具备这种可喜的幽默感。我都把毛主席的诗词从头念到尾再从尾念到前，还背起老三篇，但当我试图往她那边靠近几厘米，她似被毒蛇咬了，身子马上往另一侧移去。我们之间的距离是一个精确恒定的常数。我很失望，心里特别急，感觉自己是耗子，对着一个光滑的鸡蛋没法下嘴，回了家，整夜手淫。我决心把她搞上手，再弃之如履。没等我想出什么好办法，她找到我，目光忧伤，向我致以革命的敬礼，说道，“我们都还小，谈恋爱的事还是以后说吧。”

我那时真纯洁，把鸡蛋打碎，不就可以下嘴吗？半年后，我去学校帮李国泰打架，才知道周红兵嫁人了，嫁给一位解放军叔叔，叫傅全生。我们之间的友谊至此划上圆满的句号。我非常愤怒，觉得她是小婊子，怎么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呢？我忘了自己的无耻，只晓得要发泄自己的怒火，找了一个高音喇叭，三更半夜潜去周红兵的新家，伏在窗下，听到里面传出床咯吱响的动静，心中炉火焚烧，扬起喇叭，对准窗户，大声吼道，“打倒反革命分子傅全生!”再撒腿狂奔。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行为将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后来，我与傅全生阴差阳错认识了。那时，我是大成县县长。他来找我办事。我听说他已与周红兵离婚。我说，“你们郎才女貌离啥子婚，脑壳进水了？”傅全生苦笑，说道，“妈的，老子当年正爬高山如覆平地，痛并快乐着，一个短命鬼在外面高喊口号，说我是反革命，要打倒。深更半夜，苦惨了老子，被那鸡婆推下床，当场痿掉。以后，老子只要一脱她的衣服，耳边就响起那声口号，妈的，哪里还硬得起来？”我没敢说自己是那个短命鬼。我若是老实交待了，谁敢保证傅全生不会暗地里找人把我给阉掉？

一九七七年，我的工资加了五块钱，每月拿三十六块钱，可喜可贺。社会上都在讲陈景润，讲他为了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在煮鸡蛋时特别爱把表往沸水里扔，还老把头往电线杆上撞。母亲开始苦口婆心做我的工作，说，“别人可以证明一加一等于二，你为什么不能证明一加二等于三？”

我说，“陈景润练了铁头功，你儿子没有。再说，若全中国人民都是陈景润，那谁来修街上的电线？”我没提自己也往电线杆上撞过头的事，不好意思讲，因为我是回头打望姑娘。母亲被我气得嘴唇发抖，叫我滚。我懒得睬她，用手摸李国泰的头，说道，“乖，哪天证明个一加一等于零让你妈看看。”

李国泰嘿嘿笑，大口扒饭。感谢毛主席，感谢华主席，感谢英明的懂得审时度势始终屹立不倒的继父。我们家不要饿肚子，隔三差五还有几片肉打打牙祭。继父回来了，翘起腿，点燃了一根大前门，打量了我许久，说道，“国安，国家马上要恢复高考了，我看你去试试吧。”

我说，“我都上班了，还考什么考？”

继父说，“我看了文件，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复员军人等都可以考。哪怕结了婚，未满三十岁的，也可以。老话说，大乱大治。乱了这么多年，我看以后这社会上有文凭的人要吃香了。”继父露出忧心忡忡的神情。

大家可能不会觉得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但在那个年代，这是多么高瞻远瞩的智慧!我这个在当时好歹也算是有文化的初中毕业生，对时代的敏感性却是远远不如只念过二年书的继父。继父再一次洞悉潮头的秘密，也预见了自己未来黯淡的政治前景。我常想，如果继父有幸出生在革命年代，想必也有可能成为封疆大吏；又或者说，继父晚出生一些年，接受好一点的教育，他又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命运不可假设。我懒懒洋洋地应了，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过几天，继父搬来一摞复习资料。我哪里看得进？我交往的多是不良青年，谁都不把所谓知识当一回事，更不晓得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次十年难逢的机遇。我没跟着他们去街头打打杀杀，就算给了我继父与母亲天大的面子。但老天爷似乎忘掉了我曾经做过的恶，惦念着我行过的善。

还记得陈映真吗？一天晚上，我从朋友那喝酒回来，天空中有微风，路边的杨树吐出一团团轻絮。路灯下蹲着一个女人，单薄的影子。我没留神，迈着长腿，跌跌撞撞，走到她身边，冷风一次，哇一下呕吐。这一吐不要紧，还一脚踢翻暗处的椅子。椅子上坐着的孩子，惊醒了，哭开了。那女人慌忙起身，扶好椅子，撸起袖管擦去那孩子脸上有污物，不无埋怨地说道，“你这人是怎么走路的？”咦，很眼熟嘛。我挠挠头，这不是哪个吃了我半个月馒头的女孩吗？身材虽高挑了不少，这脸蛋还是有印象的。何况她眉心处还有那么一粒痣。病孩子的模样倒没有改变，时间仿佛对他没有意义。女孩认出我，顿时红了脸，以蚊蚋一样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道，“是你啊。”

我晃了晃晕沉沉的脑袋，酒意不断上涌，但也心明，字还是认得，顺手捡起女孩搁下的书，随手一翻，吃了一惊，说，“你看得懂？”女孩儿看的是一本《高等数学》。我也翻过，如看天书。“慢慢看，就看得懂。”女孩儿小声说道，“马上国家要高考了，我想去报名。”我说，“你多大啊？”女孩儿的声音更小了，“二十。”

天，这么说，她只比我小三岁？她脱光衣服让我摸的时候，就是十七岁的大姑娘了。我一下子燥了耳根，怎么也不能把记忆中那具赢弱的身子与眼前的她重叠在一处，赶紧走开，不敢回头看，走到东门桥时，觉得浑身躁热，扑通一下，跳下桥，迎着满天月光洗了一个冷水澡。我操，我堂堂一个七尺男儿还会比不上一个小娘们儿？李国安啊李国安，人家可以蹲在路灯下看书，可能还没有馒头吃，你他妈的条件这么好，还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行，老子非要争一口气不可。

我这辈子要感谢的人很多，陈映真的出现，让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开始看书了，可能那一晚被冷水泡开了窍，发现往日觉得艰深无比的课本并不难，不过就是一些定理公式嘛。母亲为我的改变深感诧异，也没说什么，到了晚上，煮来一个荷包鸡蛋。李国泰看了不高兴，也嚷着要吃。母亲瞪过去一眼，说，“你哥要补脑子。”

其实这个家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讨厌。

这年夏天，我考取省师范大学。我去了那所祠堂，很想与这个当时我还叫不出名字的女孩儿分享喜悦。我想她也能够考上。她搬走了。那个脸比屁股大的女人不耐烦地说道，“不晓得。搬走好几年了。”再恶狠狠地补充一句，“你晓不晓得，她爸是上面下来的大右派哩？”我朝这个满脑袋鸡屎的女人吐了口痰。我又在偶遇陈映真的路灯下逛了几夜，还在附近打听不定式几次，都没她的消息。她仿佛就是专门为了点化我而出现在那个春风沉醉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