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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潮流所趋，必有可疑处。我的判断是：君子兰的价位肯定是被人操纵，在万元户刚刚出现的年代，哪有一盆花卖上万元的道理？但花这种东西肯定会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所谓花之物语，牡丹象征荣华富贵；桂花象征光荣；梅花象征刚强；菊花象征高洁；马蹄莲象征纯洁；玫瑰象征爱情……乡财政很困难。我在县政府立下了军令状。若搞不好，撤我的职。我以乡政府的名义向银行货款五十万，试图建起一个规模庞大的花卉养植基地。

今天的我回想这桩骄傲时，必须承认，我的决策也是拍脑袋的决策，带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幸好天时地利人和皆在我处，还有自身的赌徒心理，幸运女神光顾了我。这年六月，君子兰的价格突然雪崩，传言是中央某领导在听闻疯狂的君子兰后，表了一句态，“这不就是根草吗？”一夜之间，上万元一株的花变成了百十元，几千元的变成了十几元，过去几百元一株的小苗子，只卖几毛钱，甚至是一毛钱一大把。在君子兰最疯狂的长春，市政府六月一日颁布《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强调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买君子兰；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养植君子兰只准观赏，不准出售；凡是用公款公物修建花窖的，一律按价付款；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对于屡教不改的要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和党籍；同时进一步调整税收，仍然恢复加成加倍地征收税款的办法。

感谢上帝。这个规定若再晚一天颁布，我那五十万块钱可能就全购买了君子兰的幼苗。可能有人会问，你当初不是已经注意到这是一种投机行为，为什么还要参与？正因为是一场投机，我才渴望马上把手上这五十万块钱翻倍!然后再去搞这个基地。说不好听点，当时一盆叫什么兰的，开价就是六十万人民币。一盆凉水兜头浇来。我在长春给家里打长途，找陈映真，把事情一说。陈映真说，只要钱还在手中就好，赶快回来。

我已经在几位领导面前拍了胸脯，怎么好意思再把这五十万带回家？与同行的技术专家一合计，决定不搞君子兰，搞别的品种，正准备赶去山东看看那里的牡丹，陈映真突然打电话过来，说，她一个老同学的丈夫在省花市上做兰花，目前君子兰的幼苗价格还得好几块钱一株呢。我乐了，南北消息有一个传播期，人们还有一个将信将疑慢慢消化的过程，若能把握好时间差，就能赚翻。只是风险也恁大。我决定花十万块去买幼苗，同时做好二手打算，能在省里的花市消化最好；若消化不掉，拉回梨山，君子兰的培育是有周期的，我就不信过了谷底，它的价格不会反弹。我吩咐陈映真立刻赶赴省城，找她的那位老同学，再去拜访几家批发大户，以县林业局的牌子与他们签订君子兰幼苗的供应合同。同时在长春花市上，树起牌子以每公斤几块钱的价格收入幼苗，预备装三辆大卡车，结果装了八辆，给司机拍出天价，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星夜赶回省城，把幼苗以近一块钱一株的价格转手批出，这十万块钱就变成一百八十多万。这是多么惊人的利润!

现在回想起来，这事好像没什么。当时是下了天大的决心，用惊心动魄这个成语来形容那几天一点也不过份，我运气也实在是好。省里的那几个批发大户为什么敢于要我这批君子兰？赌的也是时间差。这就像小时候玩的游戏“击鼓传花”差不多，谁若没在鼓声停止的那一刻把花传给下家，那他就跳楼去吧。

当时，所有的钱都过我的手，财务制度形同虚设。只要我分几万块钱给同行的技术专家，大可以把这一百多万瞒下，或者说瞒下几十万是不成问题。

别说我没动心，我那时的工资也不过百多块钱。这是够我赚上几十辈子的钱。可惜就是不敢拿，顾虑太多。严格地讲，按其时的标准，我这种行为已经够得上经济领域投机倒把的边缘，若有人去检举揭发，自己再往里面伸手，弄不好就得去坐牢。何况陈映真已经对她父亲讲了这事。这位老右派思想顽固得紧，把胆大妄为的我训了一顿。我可不敢再拿政治前途下赌。回梨山乡，五十万欠款还了银行，再分了一口汤给林业局花圃，没喘一口气，又赶赴山东，找来技术顾问，引来良种，用这赚来的一百多万搞起花卉养植。再通过老同学的关系，在上海、武汉找销售渠道，一年来风里奔雨里走，到年终，财政收入原本在十三个乡镇中排名中游的梨山乡一跃成为龙头老大，全年乡财政收入实现357万元，比上年增加210万元。

要说那时，真是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白天蹲基地，晚上还蹲基地，同时疯狂地阅读各种有关于花卉知识的书籍，没多久，便能与省里的花卉专家过招，侃侃而谈各种花卉的习性、日常养护、虫害防治、常见病治疗、以及授粉、嫁接等等。一时间，人人都知道梨山乡出了一个花疯子。我这人是有疯劲，可能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岳父送我的三个字，我只能做到“清”与“勤”，“慎”字是远谈不上。不过待人接物还算谦虚，知道自己本来屁都不是，是靠裙带关系爬上来的，别人干八小时，我干十八个小时。真不是吹牛。那时体力又好，脑筋转得也快，一晚上只睡四五个钟头是家常便饭。

梨山乡焕然一新。除了搞好这个花卉基地，抓日常工作之外，我还办了二件大事：一是投了三十万给梨山乡小学，盖起一幢三层楼的教学大楼，是全县最好的乡级小学。再穷，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我没把这句刷在马路围墙上的石灰语录当成广告。二是修马路，把通过县城的那条晴天三尺土雨天三尺泥的烂路改造成一条两车道的沥青马路。总共投资一百七十万，乡里拿了三十万，问县里要了二十万，再直接找省财政厅专款专用拨了一百二十万。没问老百姓要一分钱。

我的事迹引起了县、行署、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被视为敢想敢干有魄力的年轻干部。各级部门的宣传部开始树我这个典型。当时全国的政治大气候是鼓励能人，鼓励农村搞深化改革，把以建立农村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第一阶段转向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农村改革第二阶段。在这一年的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一号文件”，要求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逐步把价格放开，真正按价值规律办事，做市场调节的文章；要求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面向市场，因地制宜，使农业内部各个方面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