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满怀喜悦与责任的人生新页

在耶路撒冷的第五年，我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该在哪里产下第三胎？该回伦敦吗？我们头两胎都在那里出生，我丈夫也希望我回伦敦生产。还是在伯利恒（Bethlehem）[1]？有朋友推荐那边的圣家医院。抑或在耶路撒冷？因为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位我非常喜欢的犹太教正统派妇产科医师。

我试着不把伯利恒排除在外。我们许多旅居此地的友人3包括记者与外交官3都选择前往巴勒斯坦管辖的城市生产，以免给他们在中东的工作与生活造成各种潜在问题。我参观过伯利恒的医院，当地环境优美，有美丽的花园环绕，且拥有顶尖的新生儿医疗技术。产房宽敞通风，还能看到古老的丘陵景观。但出生在伯利恒听起来实在太老套了。[2]若在此地生产，仿佛注定会生下一个心怀怜悯、乐于牺牲奉献的孩子。这个孩子一出生便会背负许多期望。伯利恒是巴勒斯坦出生率最高的城市之一，照理说，这片土地现在应该已住着成千上万位心怀怜悯的使徒。倘若宽恕真是这片土地的核心价值，那么耶稣诞生地四周的丘陵间应能望见和平如繁花盛开，而非只见充满仇恨的前哨站。我的目光不自禁望向散落于伯利恒土地上的以色列定居点丑陋的建筑。这地方实在太不祥了，我不能在这里生产。

于是我选择去原先就认识的那位医生那儿看诊。他住在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但他的诊所位于耶路撒冷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区3米阿·西阿利姆住宅区（Mea Shearim）。

“你怎么可以妥协于政治立场，跑去找犹太移民[3]医生看诊？你不觉得你这样是在支持以色列占领吗？”我的丈夫里欧这么对我说，他是位中东事务专家。

“在哪里生产比较舒服，应该由孩子的妈来决定。”我如此回复。

他盯着我，无言以对。里欧替一个致力解决中东纷争的智囊团工作，好几个难以成眠的夜里，他彻夜研究入境叙利亚时海关检查护照可能会碰上什么麻烦。他担心，一旦护照上载明出生地为“耶路撒冷”，会让我们的孩子在阿拉伯世界旅行时受到影响。

我的背景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出生于孟加拉国，多元的宗教背景只会让我们在叙利亚秘密警察眼中更显复杂。我从小在祖母强烈的印度教文化中成长，偏偏我父亲笃信伊斯兰教。我没接受父亲的一神论信仰，反而偏爱祖传的“异教徒”信仰，这种行为在伊斯兰教国家眼里恐怕不大妙。

首次来耶路撒冷不久后，我便认识了这位犹太教正统派的妇产科医生。我当时正在替BBC（英国广播公司）做一些新闻报道，《女性时刻》节目正在研究所谓的“犹太不孕症”，他们要我为此做个专题。犹太律法严格规定来月事的女子须遵循“净化仪式”，因此每个月从女方月事第一天开始，伴侣间须禁止性生活两周，为此犹太教正统派女性常无法自然受孕（虽然我遇过某位犹太教祭司对此戒律网开一面，他对年轻男子于此期间召妓多有所宽容）。这导致许多女人错过排卵黄金期。我的医生对这条被犹太律法认可的戒律大加谴责，他认为这剥夺了健康女性的受孕权。许多女性为求怀孕而打排卵针，但这有时会导致严重的心脏疾病与高血压。他主张这项关于女体净化的条文应予以修改，但在这个婚姻法皆由犹太教法庭定义的国家，此观点争议性颇高。身为犹太教正统派信徒，他能有此主张，比起那些无宗教信仰的医师有此主张来得更意味深长。从他候诊室里极端正统派的犹太教女性数量看来，想必他的医术风评极佳。这些女子来他诊所看诊是相当勇敢的行为，因为她们处在一种男女间连握手或甚至单纯的眼神接触都不被允许的文化里（部分极端正统派男性正鼓吹要设立男女分别专用的人行道）。对于虔诚的正统派女子而言，找男医生看诊颇不寻常。

当我发现自己有孕时，脑海中就浮现出这位妇产科医师的名字，在《女性时刻》节目专题报道后，他针对同一主题写了本书，并在一份主流国家报上连载。我觉得找认识的医生看诊较为舒服。此外3虽然我永远不会对里欧坦承3一想到一个在耶路撒冷诞生的孩子就能让叙利亚还有其他封闭的阿拉伯政权感到不安，就带给我一种邪恶的喜悦，这得归因于我童年时与伊斯兰教错综复杂的关系。我认为，既然我跟世界多数人一样有权批判以色列的“殖民”政策，那我便同样有权拒绝顺从某些专横的阿拉伯政权幼稚的要求，好比我的衣着、我该与谁交谈，或是我该在哪里生下我的孩子。

那位犹太移民医生令我着迷不已，他家住朱迪亚沙漠（Judean desert），通勤上班时，他的安全帽底下总戴着一顶无边犹太礼帽。每回我来产检时都对候诊室里的男男女女感到好奇：戴着假发、一身黑长裙的女人，还有头顶黑帽、两鬓留着卷曲发束的男子（我的孩子们都戏称那两束鬈发为“curly-wurlies[4] ”），信仰虔诚的他们总摇头晃脑地读着每日经文。对我来说，候诊室充满令人愉悦且性感的氛围。我跟这些仪容端庄、脸色苍白的女性坐在一起，就我所知，她们的身体被认为只是丈夫的财产，但是在这家诊所里，当诊间门一关，她们就得躺在男性妇科医生前（双腿架在诊疗椅的脚蹬上），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而她们的丈夫只能在门外祷告。在我的想象里，此举正是这些女人沉默的复仇，是属于她们的小小冒险。

我的外表在候诊室里显得不大寻常，在一群从未晒过太阳、皮肤白皙的极端正统派犹太女子中间，我的孟加拉国肤色显得格外黝黑，此外，我的穿着、说话方式、阅读内容也都与众不同。我总穿着长袖衬衫与长裙，打扮力求低调。某天有个女人不断指着我的衣装，一开始我以为她是对这件连衣裙的褶饰图样着迷，但接着她开始猛点头，我以为她可能是在进行某种特定的祷告，才需要如此激烈地摆动头部。她就坐在我对面，我一脸困惑，但还是摆出礼貌的微笑，最后她起身坐到我身旁，毫不迟疑地拉起我的连衣裙领口。我才意识到这件连衣裙的领口剪裁会让人露出些微乳沟，这在我眼里无伤大雅，但显然会冒犯室内其他男性。当我翻阅《经济学人》周刊时，我也觉得自己冒犯到他们，仿佛应该拿起候诊室入口桌上叠放的黑色镀金公祷书来读才对。

奇怪的是，处在这个满是经文与众人摇头晃脑祈祷的环境之中，我感觉我的宝宝得到了庇佑。每回照超声波，当医生看着一旁屏幕上的画面，一边用希伯来语说着“Baruch Hashem”，意思是感谢上帝，我就知道我的宝宝很平安。宝宝看来很健康，各种基因测试结果也正常。尽管身为高龄产妇照惯例需要接受侵入性检查，但我不用，因为我的医生说“Baruch Hashem”，一切看来都无大碍。我不否认心底有些害怕，我单凭医师的信仰就舍弃羊膜穿刺，没有检查胎儿是否染色体异常。但既然他相信我怀着“健康”的宝宝，我也就相信。从怀孕初期我就让情绪牵着走，抱着天真、模棱两可的态度面对这一切。里欧说我可能是因为怀孕受荷尔蒙影响，才会对各种潜在风险漠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