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7 监听 1972-1974年 第四十六章（第2/5页）

这是事实。

更糟的是，加斯帕还暗示只要在竞选年给尼克松的竞选连任班子，即所谓的CREEP，捐赠大量的金钱，任何涉入调查的公司都可以改变调查的走向。

卡梅隆觉得这或许也是实情。

尼克松用总统的权力帮助朋友，打击敌人。他用税务审计和其他种种调查方式对献金给民主党的公司造成不利。

卡梅隆觉得这则报道虚伪得令人厌恶。所有人都知道政治就是这么回事。竞选资金除此之外还会从哪来呢。即便家族已经有了用不完的金钱，肯尼迪兄弟不也在做着几乎同样的事吗？

泄露给媒体的消息损害着尼克松的统治根基。《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内部不方便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揭露尼克松政府的头等机密是对越南的近邻老挝进行轰炸。自由记者西莫·赫希发文披露，美军在越南的美莱村屠杀了几百名手无寸铁的无辜村民——五角大楼千方百计想遮掩这项暴行。1972年1月，尼克松的支持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迪克·尼克松觉得这是针对他个人的，他把一切都认为是针对他个人的。这天早晨他看上去像是受到了伤害，表情非常震怒。他认为世界上都是对他恶意满满的人，情报的泄露证实了他的妄想。

卡梅隆同样很生气。入职白宫以后，他希望成为改变世界的一分子。但尼克松政府所做的一切全被自由派和白宫内部具有反心的“消息来源”所败坏。真是太让人火大，太让人沮丧了。

“这个加斯帕·默里是什么人？”尼克松问。

卡梅隆记得加斯帕。十年前杜瓦一家造访伦敦的时候，加斯帕就住在威廉姆斯家。现在那里成了共产党同情者的乐土。

尼克松又问：“他是个犹太人吗？”

卡梅隆觉得不耐，但还是把脸绷得紧紧的。尼克松经常会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把犹太人看作天生的间谍就是其中的一例。

埃利希曼说：“我不这样看。”

卡梅隆说：“多年前我在伦敦见过默里。他母亲有一半犹太人血统，他父亲是个英军军官。”

“默里是英国人吗？”

“是的，但我们不能用这个理由打击他。他在越南为美军服过役，经历过实战，拿到过军功章。”

“无论如何，想办法堵住这些漏洞。我不想听做不到的理由，不接受任何辩解。我要的是结果。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堵住这些漏洞。”

卡梅隆爱听这种杀气腾腾的话。让他精神振奋，充满干劲。

埃利希曼说：“谢谢你，总统先生。”说完就带卡梅隆走了出去。

“任务安排得很明确。”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后，卡梅隆急切地说。

“尽快安排对默里的监视。”埃利希曼斩钉截铁地说。

“我会顺利完成任务的。”卡梅隆说。

埃利希曼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卡梅隆离开白宫，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向司法部。

“监视”意味着很多事情。在某处隐藏录音设备并不违反法律，但闯进房间偷放窃听器就同时犯了私闯民宅和抢劫两项罪行。除了极少的例子以外，窃听和进行电话录音都算违法。尼克松政府认为，只要得到了司法部长的授权，窃听就合法了。白宫在过去的两年里安排了十七次窃听，每次都以国家安全为由得到了司法部长的授权，由联邦调查局进行实施。卡梅隆此行是落实司法部长对第十八次窃听的许可。

卡梅隆对加斯帕·默里年轻时的记忆已经很依稀了，但还记得残忍地把十五岁的他一脚踢开的伊维·威廉姆斯。当卡梅隆向伊维表白后，她斥责他荒唐。卡梅隆追问原因，伊维回答：“你这个笨蛋，我爱的是加斯帕。”

他告诉自己那只是愚蠢的青春期行为。伊维现在是电影明星，支持从民权到性教育的一切共产主义主张。在她弟弟的电视访谈节目里，她甚至吻了珀西·马昆德，使那些连白人触碰黑人都不习惯的电视观众大为震惊。伊维自然早就不爱加斯帕了。她和汉克·雷明顿约会过很长一段时间，但现在已经不在一起了。

但被拒绝的记忆仍然让他烧心地疼。卡梅隆仍然总是被女人排斥，甚至在尼克松当选总统那夜被斯蒂芬妮·马普尔拒绝。后来，卡梅隆和斯蒂芬妮都在华盛顿工作，斯蒂芬妮最终同意和卡梅隆上了床。但只睡了一次，斯蒂芬妮就不愿意再和他约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一开始就拒绝他还糟。

卡梅隆知道自己又高又笨，但同样又高又笨的父亲却很招女人爱。卡梅隆就这点委婉地问过母亲。“你是怎么爱上爸爸的？”他曾经这样问过，“他可不算英俊。”

“但他特别好。”贝拉说。

卡梅隆不能理解母亲说的话。

到达司法部以后，卡梅隆走进安置着装饰吊灯的大厅。他知道授权不会有障碍：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是尼克松的密友，担任过1968年选战的竞选经理。

铝制的电梯门开了，卡梅隆走进电梯，按下到五楼的按钮。

在华盛顿十年的官场纵横中，玛丽亚学会了怎样进行观察。她的办公室处于通向部长办公室的走廊一侧，她一直把门开着，便于看到进进出出的人。《今日》节目爆出她报料新闻的隔天，她对外面的动静非常警觉。她知道白宫肯定会反应很大，很想看看白宫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看见埃利希曼的一个随从从走廊里走过去以后，她马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司法部长正在开会，暂时别去打扰他。”玛丽亚赶上他之后说。她以前曾见过这个人。这是个又高又瘦的白人青年，样子笨笨的，两只肩膀像西装的晾衣杆一样愣愣地杵在那里。玛丽亚很了解这种聪明但却幼稚的人。她露出友善的笑容说：“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这种事不能和秘书谈。”青年人怒气冲冲地说。

玛丽亚感觉到了什么。她预知到了危险。她装出一副乐于助人的样子。“好在我不是秘书，我是个律师，名叫玛丽亚·萨默斯。”

青年显然对黑人能当上女律师感到难以置信。“你从哪儿毕业的？”他狐疑地问。

他也许希望玛丽亚说出一个没人听说过的黑人学院的名字，这让说出“芝加哥法学院”这个名称的玛丽亚感到非常快慰。她禁不住反问了句：“你是从哪儿毕业的？”

“我不是律师，”他说，“我是加大伯克利分校俄语专业毕业的，我叫卡梅隆·杜瓦。”

“我知道你，你为约翰·埃利希曼工作。去我的办公室谈吧。”

“我要等司法部长来。”

“是关于昨晚电视节目的事吗？”

卡梅隆偷偷地四下看了两眼。没人偷听他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