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已在目前（第2/3页）

这长老明知故问得毫无意义——设若有任何意义，充其量也只是让约翰示范其放弃语言以表现虔敬、谦畏之诚。明明理解以及传布预言的长老（他稍后即预言：“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要亲自庇护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太阳或任何炎热都不能烧灼他们……”）只是在试探约翰的敬畏程度而已；约翰通过这试探，因为他让渡了发言的权利。

无论预言是神圣或邪恶的，在文本之中设定其无与伦比的制约力量洵然可被视为一种使受众对语言产生敬畏的训诫。这文本的受众——从不忍见到人鱼公主化为泡沫的儿童到深恐堕入永劫地狱的信徒——或许都该仔细玩味那“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上帝所说的话：“我是阿尔法，就是开始；是亚米茄，就是终结！”（《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其中的阿尔法和亚米茄这两个喻符都是字母，都是语言。

语言的失落

加西亚·马尔克斯复写了《启示录》里以语言压缩时间的伟大想像——《百年孤独》，这部讲述布恩蒂亚七代家族史的小说篇末透露：整部家族史其实是吉卜赛（先知）梅尔加德斯用梵文写成的一部遗稿，最后一个活在这世上的家族中人（第六代的奥雷连诺）既是角色也是小说读者的转喻；他在被“《圣经》中的飓风”扫灭的刹那间读完了这部家族史，并发现：“梅尔加德斯记载事情，不是照传统的时间，而是将百年的事件浓缩在一起，让它在一瞬间同时存在。”同时存在：既是阿尔法，也是亚米茄。

在预言的对立面上，只有卑微得无以复加的人以及人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刻画了一个象征意义深邃动人的死亡场面来支持这个主题：《百年孤独》第十七章，活了一百一十五（或者一百二十二）岁的乌苏娜已经萎缩成“胎儿”、“木乃伊”，“活像一个新生的老女婴”，她第五代和第六代的孙女和孙子把她从食品室的橱子里拖出来。

阿玛兰妲·乌苏娜说：“可怜的高祖母，她年老死掉了。

乌苏娜十分惊惶。

“我还活着！”她说。

阿玛兰妲·鸟苏娜忍住笑说：“你看她甚至不会呼吸哩。

“我正在呼吸！”她说。

小奥雷连诺说：“她甚至不会说话，她像小蟋蟀一般死去。”

于是乌苏娜向这个证据投降。她低声惊叹说：“我的天，原来死就是这个样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借乌苏娜的意识判断自己的死亡不是因为呼吸的中止——而是比测试心跳和脑波更具文学准确性的“不被聆听”，是语言的失落。在这里，我们才得以窥见：为什么布恩蒂亚家族要被“《圣经》中的飓风”扫灭。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实在透过《百年孤独》向吹响上帝预言号角的天使提出其不可能被聆听的回答，这个回答的意义是：人的存在和语言的失落注定是一体的。从第一代老布恩蒂亚发明的记忆机到第六代小奥雷连诺翻译预言遗稿的努力皆属徒然。

疏离

在属于人的极其局限的现实世界里，预言通常出自较不可靠或无法验证其所言真伪者之口。这是一个广为写实主义小说家描绘的世界。与希腊悲剧、《圣经》、童话乃至难以数计的传奇故事不同的是：这个世界里的预言者是巴比塔（Tower of Babel）崩毁之后各持异议的疏离分子。《创世记》里第十一章一至九节如此描述：人类原本使用同一种语言且烧砖筑城，欲使之“高入云霄”，可是上帝搅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之不能沟通，人类也因而“分散到世界各地”。在此，容我们从人种学和语源学的领域之外理解这种疏离；这样的疏离（广义的语言阻隔）既已明示人不可能（借由人力建构）“提升”（上与天齐）为神，更隐喻着人不可能真正聆听或了解人际的语言。而我一直深信：最足以体现此一疏离的小说角色之一者正是拉格维斯特（P r Fabian Lagerkvist, 1891—1974）笔下的侏儒。在《侏儒》（The Dwarf, 1944）书中，身高二十六英寸、身价恰合一只牧羊犬加五十英寸布料的宫廷矮子总是隐身于他的主人（亲王）之后，却“能在他未开口之前猜透他的心思；有时候甚至在他自己都还未明白确定之前，如此这般地去完成他的使命，宛如我就是他的一部分似的”。这种洞察力同样可以施之于矮子弄臣的仇敌（唐雷卡多）之身——“我能够在他尚未发言之前，猜透他的心思；我一直如此地实行他无言的命令，犹若我是他的一部分。”这个矮子接着毒杀了王后的秘密情人唐雷卡多，日后并为亲王处死。在故事中，侏儒的话语从未为任何人聆听或了解，他自己对他人的语言也一向抱以如下的态度：“我不明白何以有人能够聆听群众‘谈论’生命的意义，聆听哲学家‘深思’生命、死亡以及永恒的问题，聆听那些美德、荣誉与侠义的巧辩，并且接受那些人对自己的谎骗……他们是在亵渎，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亵渎些什么；那与我无干。他们才是小丑，纵使他们不知道，且别人也一样不知道。”

这个侏儒使古典悲剧里盲残的先知在穿戴起疏离的甲胄之后复活。其洞察力不只展现在“预知人的心思”，也在于他所占据的这个能知人所不知的位置（尽管充满极端的恶意）是如此疏离。关于人类、世界、命运等种种共相式的预言既然无法通过写实标准在现世中进行科学的检验，这个庞大的任务只好移交给看似专门处理未来的科幻小说家；他们是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的传人，将地理大发现时代对异国殊俗的玄想挹注于时间巨力“尚未”触及的那一端。他们接替了吹响示警号角的天使，缔造了科幻小说这个类型。如果我们还想在写实的世界里寻访预言者的身影，若非遁入那个被论者贴上“魔幻”标示牌的莽林僻壤，便只好以更繁琐的显微视野搜寻疏离分子可能藏身的角落——他们躲在地下室里，预言自己无能实践的小小未来。

地下室里的恶意

三个虚伪、势利且显然属于既得利益者的布尔乔亚青年试图摆脱一个对世界充满敌意的穷小子的纠缠，只好在不得不答应他自资前来参加一席饯别晚餐之际蓄意以冷漠、蔑视的态度侮辱他。这个穷小子是《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 1864）的叙述者及主角“我”。“我”为了尊严（或骄傲）强行加入一个他不喜欢也不受欢迎的团体——也是世俗或群众世界的缩影——而受辱之后莽撞地要求与其中一人决斗。然而，就在下一刻，“我”后悔了：

他们如果把我送到警察局怎么办？他们不敢，他们怕丑事外扬！如果兹瓦可夫如此轻视我，拒绝决斗又怎么办？他一定拒绝；如果他拒绝，我就要他们弄明白……我会在驿站等他，当他明天要离开的时候我等他，我要抱住他的腿，拉掉他的大衣，不让他上车。我要咬他的手、牙齿咬进他的肉里。“你看看你会把一个绝望的人逼到什么程度！”他会敲我的头，而其余的人会从后面拖我。我要向一大堆看热闹的人说：“你们看看这个年轻的蠢狗，脸上被我唾了口水之后现在要坐车去诱惑色卡西亚女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