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十年·十人

张高平在监狱里服了十年刑,哪个警察都知道他“就是那个死不认罪的”。

他不向狱警鞠躬,不报自己的囚号5173,不写思想汇报,不背“38条”(监狱服刑人员监规纪律)。别人为他开脱“岁数大了,记不起了”,他就把头一抬:“我能记,我就是不背。背就要认罪、悔罪,我没强奸,也没杀人。”他出操时特意站第一排,跟着做广播体操,但拒绝随其他犯人唱《感恩的心》。在他看来,做操是锻炼身体,唱《感恩的心》代表改造,这他接受不了。他也不参加劳动,说“这不是我的义务”。

这种明显违背纪律的行为一开始被认为是抗拒改造,按照规定,他在严管队接受禁闭,土铐铐在身后,站十几个小时,跪在地上用嘴叼起馒头,宁可被关满三个月,也不认错。狱警给他做工作,讲解程序,“我们只能认你三个证——判决书、起诉书、执行通知书,三证齐全你就是个罪犯”。

他说:“三证全?佘祥林、李九明、赵作海、杜培武这些不都有判决书吗?如果你敢说只要是判决了的就没有一例错案,我就认罪伏法。”

张高平被关押在离家将近四千公里的新疆石河子监狱,出事后怀孕四个月的妻子跟他离婚了。“我一点都不怨她,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跟她说,我没对不起你,我真心希望你找一个爱你的人。她摸了钱给我,我说不要,你拿回去,就这么结束了。我转身就走了。”

母亲去世,孩子还小,没人来探望过,他没有拍过照寄给家人,因为不肯拍穿深蓝色囚服的照片。两个女儿的照片他看了心里痛苦,看不下去,又寄了回去。从来不跟孩子通电话。“怎么说?对我女儿说,爸爸我对不起你啊?我又没犯罪,我怎么对不起你啊?我说我对得起你?我又没有把你抚养成人,所以说尴尬嘛,我不说。”

监狱的劳动改造,是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建造引水工程,中午沙漠里地表温度可以接近六十摄氏度,摆个鸡蛋在上面,都能烤熟了。一天太阳也要晒十四个小时,一棵树都没有。蚊子多得可怕,从衬衣外头照样叮得进去,沙尘暴一旦进来,漫天沙子带风抽着人,冷得马上就要穿棉袄。冬天零下三十五摄氏度拉地灌溉,吃盐煮包菜和窝头。

他让家里人寄一张杭州地图随身带着,见了哪个警官,就地铺开地图,给人讲解他当年的行车路线。“我根本没有作案时间。”他寄出了有“一麻袋”的申诉材料,时间长了,监狱里纪律员、教导员、监督长、管教组长、带班队长都开导过他,“张高平啊,你减点刑吧,我们给你奖励三十个月,早点出去申诉,两条腿走路,这么艰苦你何必啊!”

他说到这儿情绪激动,用手捂着脸,眼泪流下来:“我说你不要说给我减刑了,你就算让我现在把这个认罪悔过书写出来,你就放我回家,我都不出去,我就在这里等。自己给自己定了三条:要么拿到无罪判决书,光荣回家;要么就是身体不行死在监狱里算了;要么十五年坐满,我自己去北京申诉。”

他从椅子上斜下去,好像头把整个身子都拉弯了。这是他在严管队时留下的病,一激动,头晕得很厉害,就要蹲下来,揪着头发。他说:“这些我不说了,你给我提个高兴一点的问题吧,高兴一点头不晕啊。”

我怔在那儿,嗫嚅了一句:“你这些年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他捂着头,腰弯得要蹲在地上,哭出声来。

“没有。”

张辉,张高平的侄子,出生在1976年,个子不高,红脸膛,眼睛有一点怯生生的。叔侄俩一起出车,他被判了死缓,父亲张高发劝他认罪,“你不认罪,减不了刑,你这一辈子就再也见不着我和你妈了”。

他被判刑后,要被警车带走,父亲在车门前一把揪住了他,这一把几个法警都拉不开,车开后老人在地上打滚,不想活了。回家躺在床上,十几天不肯吃饭,是奶奶跪在床边求他,才活了下来。他带着张高平的两个小女儿到处申诉。来北京的时候,下雨睡在地下室,不下雨带着小学二年级的孩子睡在立交桥底下,三个人盖一层薄被子。

人家有兄弟儿子帮忙,他没有。地里六七千斤玉米一个人挑回家,监狱里两个人靠他养,撑不下去就卖一头猪,寄点钱给在监狱里的儿子和弟弟,那里只能吃到青菜、萝卜和冬瓜,有钱能换一点点油水。张高平从这一点钱里,还省出了二十块,捐给了汶川地震灾区。

张辉挣扎过,不想认罪。他和未婚妻连道别都没有,本来年底要结婚的。离家前最后一面,他跟对方保证自己要戒烟,未来丈母娘给他递过烟,他又随手抽起来了,未婚妻嗔怪他,那是生活给他的最后的一点甜蜜和念想。别人怎么说是一回事,他要是认了罪,心里这一点念想都死了。

但奶奶的眼睛哭瞎了,去世了。张辉母亲才六十岁,满嘴的牙都掉了。张辉要减刑见他妈一面,就认了罪,承认他二十七岁时,在大货车上强暴搭车女子王冬,并用手扼其脖颈致死。在监狱里,最被看不起的就是这种犯人,“这都什么年头儿了,还强奸”。吵起架,别人骂强奸犯,脸上的鄙夷让他什么也没法再说了,“十年,满满的都是痛苦”。

他害怕想将来的生活,只想如果五十岁的时候能出狱,他就在新疆要饭,再也不回家乡。

王冬,十七岁,当天跟母亲吵架,离开家,去投靠在杭州的姐姐,想去一家螺丝刀厂打工。

因为是临时起意出行,赶不上客车,熟人介绍上了张氏叔侄的车,她还一脸稚气,一路没怎么说话,坐在副驾驶座上,有点拘谨,两手扣着一直放在腿上。叔侄俩在临安停车吃夜宵时,说请她吃碗三块钱的炒粉,她拒绝了,也不下车,自己买了一串豆腐干坐在车上吃了。在下沙开发区立交桥下,因为与叔侄俩去上海的路线冲突,她下车去另外打车,与十分钟路程之外的亲戚会合。张高平看她最后一眼时,“她站在路边,立交桥下灯光挺亮的,车来车往”。

她再被发现时,全身赤裸,倒在一个水渠里,是被掐住脖颈窒息而亡。她的身上没有张氏叔侄留下的指印、毛发、体液和衣服纤维,抛尸现场没有他们脚印,但八个手指甲里留有另一个陌生男子的DNA。

警方查过这名男子,“去了三次安徽”,都是找王冬家乡的熟人,一无所获。

张家叔侄被认定强奸杀人入狱两年之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财务管理的大四女生吴晶晶,在回家途中失踪。她二十四岁,事发前一天刚接到去银行工作的通知,跟父母说“以后我工作来还你们借的债”。她眉心有一颗痣,穿黑色外套,墨蓝牛仔裤,围灰绿色围巾,斜背朱红色的挎包。八天后,她在下沙开发区的一个窨井内被找到,全身赤裸,衣服漂在水上。她被手掐颈部,又被绳子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