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逃亡途中人性回归

有的人一当官,就滋生了“官性”,失去了“人性”。及至摘掉官帽,“官性”才会慢慢衰减,“人性”才会逐渐回归。唐玄宗李隆基是最大的官,他既是盛唐的开创者,也是盛唐的毁灭者,实现“开元之治”的是他,导致“安史之乱”的也是他。在他身上,先后出现了英明与昏庸、勤勉与怠惰、俭朴与奢侈的不同特质。在其执政后期,由于承平日久,整天坐在大明宫内,泡在华清池里,李隆基身上只剩下“官性”或曰“皇性”,早就没有了“人性”。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攻占潼关,进逼长安。年逾古稀的李隆基,未及通知朝中百官,撇下外出的嫔妃、公主、皇孙,于十三日凌晨,带着杨贵妃姐妹、部分皇亲国戚、朝廷近臣及亲信宦官,在几千禁军护卫下,打开禁苑西门——延秋门,仓皇逃亡了。

这个年迈的皇帝,危急之际,曾经的良知似乎苏醒了。逃亡途中,杨国忠要焚毁国库,李隆基制止道:“贼军来后得不到,必然加重对百姓的搜刮,不如给他,以免加重百姓的困境。”(“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杨国忠要过河烧桥,李隆基责备道:“士庶(官民)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要高力士把火扑灭再赶上队伍(《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逃亡中的李隆基,残存的人性如萤火寒星,散发出可怜的微光。一行人蹒跚行至咸阳附近,向来养尊处优的公主、皇孙们,饥渴难耐,李隆基只得亲自找到百姓门上讨饭吃:“卿家有饭否,不择精粗,但且将来。”(《天宝乱离记》)百姓还是通情达理的,一看他们的领袖沦落到如此地步,于是“争献粝饭,杂以麦豆”。这些平日吃腻了珍馐佳肴、山珍海味的皇孙们,此时才体会到什么是饥饿,“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犹未能饱”。“以一人治天下”的制度,通常也“以天下奉一人”。从来不曾尝过艰辛的李隆基,此时的举动着实令人动容。他吩咐从人给百姓付了饭钱,并表示感谢与慰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

此时,一位名叫郭从谨的老人主动向玄宗进言,核心思想是,皇上听不到真话才有今日之流亡。他指出:“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老人赞赏玄宗执政前期的任人唯贤,正因为重用说真话的宋璟,“天下赖以安平”。而到执政后期,官员们不是“以言为讳”,就是“阿谀取容”,甚至重用了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坏人,皇上与外界隔绝了,以致“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中央与地方、朝廷与百姓,遥隔云山几万重。身在草野的百姓,不乏有识之士,虽有“区区之心”,但因“九重严邃”而“无路上达”。如果不是皇上落难至此,一个乡下老农怎么可能见到九五至尊并说出这些肺腑之言(“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此番言论,推心置腹,情真意切,说是进言,近乎教训。玄宗听后,不仅没有龙颜大怒,反而感慨万千:“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

郭从谨老人的进言,当然不可能像《资治通鉴》记载的那样文绉绉,这大抵缘于司马光等人的语言加工。不过司马光作为北宋重臣,能在官史中加入这样的“花絮”,也是期望后来的柄政者以为鉴戒。按照我们划分“政治面貌”的传统,郭从谨只是普通“群众”,唐玄宗则是伟大领袖。普通群众教训伟大领袖,这种互动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十二年前,我曾就唐德宗时期一则“群众”教训“领袖”的故事写过一篇《赵光奇的千载之遇》(1990年7月12日《文汇报》)。的确,如果不是与皇帝有关,皇皇史册怎么可能为赵光奇、郭从谨这些小人物留下版面。

漫漫几千年专制社会,皇上寓身大内,高居九重,且不说高墙阻隔,只因身边嫔妃环绕、佞幸群聚,皇上如非有为之君,自然会沉溺于口含天宪,皇权无极,莺歌燕舞,纸醉金迷之中。这种文化似乎特别易于传承——皇朝已经消失百年,一些官员仍然保持着皇家威仪,深府高第,戒备森严;清山封路,交通管制;精心导演,制造政绩;民众上访,如临大敌。群众见领导而不得,领导怕群众如猛虎。以此可见传统的顽固性。

李隆基是不幸的,这个开元盛世的缔造者,竟然乘舆播迁,颠沛流离。李隆基又是幸运的,落难途中得到了百姓的帮助,听到了百姓的诤言。正是由于落难,他才知道民心之可贵,奸佞之误国。可惜的是,在接下来的马嵬坡事变中,人们只记住了杨贵妃的红颜薄命,却忽视了六军不发的民意军心。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1547572.html

(安立志,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