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苦难”与“辉煌”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了人类道德堕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遗忘,即回归的不存在:“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当国家想掩盖一种罪行的时候,无论多么深重的罪恶,都极易被“集体遗忘”,因为“遗忘”是人类最无可救药的天性之一。

的确,人类总想摆脱历史的重负而轻松自在。但是,当摆脱一切历史记忆之后,“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死难者,将被历史迅速遗忘,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而这些抽象字符背后所凝缩的生离死别、血泪生命,则是后人所难以体会的。

近年不时读到一些有关“知青”的回忆或叙事,其中不少总使我心头不禁微微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时间,一桩并非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决非扑朔迷离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历史事件,而且这千百万“当事人”现在还都“正当年”的时候,这幅历史图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甚至遗忘了。

在“文革”中达到高潮的上山下乡运动,在近十年的历史中把数千万青年从城市“赶”到农村,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罕见的。在当时,这无疑是不得不为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出路的出路”。因为“文革”的巨大浩劫使当时的经济已濒于崩溃,根本无法容纳这些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虽然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此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被迫到农村去的,甚至连选择插队地点的自由都几乎没有。这种强制性政策异乎寻常的严厉,反对、抵触就是“破坏伟大战略部署”,罪可入狱;若“情节特别严重”,甚至有杀身之祸。对涉及自己终身命运的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丝毫发言权。人,对自己人生道路最基本的选择权就这样被残酷地彻底剥夺。因此,这也是当时政治上专制到极点的体现。这一“运动”改变了无数青年本应光明顺直的人生道路,牵涉千家万户,造成的人间悲剧难以胜数……只有根据这方方面面具体的历史内容,而不是根据某些自欺欺人的“说法”将具体的历史事实、内容抽空,才能对这一运动做出正准的定位与评价,才可能使人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警惕悲剧的重演。

然而现在不少文章却都“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热烈地讴歌当年的所谓“理想”、“火热的场面”,大谈“青春无悔”、“青春的梦想”……其实,离城前诸如手捧“红宝书”在领袖像前宣誓、表决心的“火热场面”都是精心安排的,更多的是亲人间生离死别般哭成一片。而且也并非后来回城时才你争我抢,开始,每届毕业下乡前还都有百分之几的留城或参军名额,为争这微乎其微的名额就已经达到不择手段的白热化程度。当然,只有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才有争斗的资格。后来为了“好做工作”,除少数参军者外干脆“一片红”,一锅端全下乡。下乡后,生活十分艰苦,精神普遍空虚苦闷,回城的争斗当然更加残酷,一些女知青甚至惨遭权势者凌辱。凡此种种,简直不堪回首。这不是青春的梦想,而是青春的梦魇。

然而重要的是,“梦魇”如何变成“梦想”了呢?

当这场梦魇刚刚结束时,“知青文学”勃兴,从文学的角度看或还稚嫩粗糙,但却真诚,并且几乎都可当作信史来读,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都是其中代表。恕我多说一句,其实被称作“回乡青年”的广大农村青年命运更加坎坷,更值得详细描写,但他们更无“话语权”,除了路遥的经典之作《人生》,有关他们的小说确实少而又少。然而外在环境几经变化,“文革/知青”严酷面的表现受到的障碍越来越大,“文革/知青”纯情面的表现却畅通无阻;随着时光流逝,这些更加速了对严酷的遗忘、加强了对纯情的记忆,乡亲的淳朴、美丽的大自然、知青间生活中的互助……这些当然是永远使人感怀的美好事物。但一批批媚上又媚俗的出版物精明巧妙地利用此点,以此大大稀释甚至取代了更为本质的严酷的现实,终于营造出符合某种要求,且使后来者容易信以为真的“美丽的梦想”氛围。一些成功者得意于自己的“劫后辉煌”,全不在意这种成功是以千百万同代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多数知青经过种种斗争才得以返城,此时已老大不小,城市已无他们的位置。做的是最“卑微”的工作,许多人因与弟妹共挤一房而矛盾重重……最后,又早早下岗。然而,现在少数所谓“劫后辉煌者”的历史正在取代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形成有关历史的“主流话语”。整整一代人的苦难,全都化为乌有,全都白白浪费……那些自鸣得意的“辉煌者”,实际是在拍卖苦难。对多数“知青”来说,根本谈不上“青春无悔”,因为只有自己主动选择之事才足以言悔或不悔;对不能不选的“选择”,何悔之有?

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不同认识,说明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近在眼前的当代史尚且如此,那千百年前的古代史又如何说得清,道得白?这样,我们不能不追问:历史是什么?以“求真”为鹄的史学的根基何在,这“真”果真是求得到的吗?那么,真、假、善、恶在历史中还有区别吗?再进一步说,史学家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倘谓“历史”本无真实,全凭各自心造,那我只能说,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老鬼的《血色黄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李晶、李盈姐妹的《沉雪》,等等,“文学性”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令人敬佩的“良心”之作,愿其久久为人珍视。

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学科规范、学术要求是“无徵不立”。所谓“徵”,主要是历史文献,没有文献,便没有依据。所以,任何事件、人物、社会运动、生活方式只有形成文献,才能进入“历史”,才能成为“历史”。如果没有成为文献,这些事件、人物、运动、生活在“历史”上便不留痕迹,等于没有发生,等于不曾存在。就这一点来说,历史是残酷的,也是势利的。因为它记录下的通篇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芸芸众生”则很难进入历史。因为“引车卖浆者流”原本就不会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真实生活很难被记录,即便偶有成文者,也难以被刊载,无法成为“文献”。然而“社会生活”却正是由这些不被记录、数也数不清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组成的。而且,实际生活中更多、更普遍的“生活场景”没有也很难有文献记录,所以仅有文献资料远远不够。因此,写出真实的经历,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是每个“过来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