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海燕:一个红卫兵的葬礼

前年去重庆旅游,专门去沙坪公园瞻仰“红卫兵墓”。到了那里,只见绿荫遮天,杂草遍地,四处是恍如隔世般的沉寂,偶有几声鸟鸣。一座座冷冰冰的石墓,似遥远的故人,静静安卧;西风残照,污浊、残缺的墓碑和碑座上,覆盖着藓苔、败藤和枯叶,斑驳陆离。远处,隐隐有人影晃动,走近看,也是我这样岁数的人,其中还有一位白发女士,被人搀扶,拿块手绢捂脸,肩膀不断抽动。看她的年纪,似有孩子在此长眠。

仔细看那墓碑,碑面刻着豪言壮语,多为“继承”、“遗志”之类……却奈何落花流水春去也,逝者如斯,俱天上人间矣。现在,谁还记得那些话?谁还把那些话当回事?据说,一位摄影家田太权,以此地为景,拍摄了专题《遗忘》。到了红卫兵墓,才能理解“遗忘”的含义:只有被抛弃,才是真正的遗忘。

1967年7月,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战犹酣。毛泽东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是大好!我那时是个中学生,在郑州八中。我参加的一个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风头正健。一天,听说邻校发生了一次武斗,本组织一位同学身亡。后又传说要追认那位身亡的同学为“革命烈士”,还要为他开追悼会,又传省军区和驻军首长要参加追悼会,又传中央要派联络员参加,等等,说什么的都有。

一天,我在学校闹革命。中午正准备回家吃饭,学校一位头头找到我,叫我和他一块去总部,说有大头头要召见我。

我和学校头头到了总部,在一间会议室见到大头头。他原是我们学校初中毕业,和我早认识。看见我们来,大头头很高兴,指着我说,好吧,就是他了!说着叫我俩吃饭。会议桌上摆着一个掉瓷的洗脸盆,堆了满满一盆肉包子,很香,旁边搁着几只碗,有白开水,还有醋、蒜。

我们吃着包子,大头头向我交代任务。

原来,总部准备明天为邻校那位在武斗中身亡的同学送葬,要开追悼会,会后还要组织游行。我的任务就是下午跑一趟火葬场,取回那位同学的骨灰盒。

本市的火葬场远在郊区黄岗寺,来回路程恐怕也有三十多里。选中我去取骨灰盒的原因很简单:遗体火化时我去了,认识火葬场的人,也知道来回路。大头头说可以骑自行车去。都定下了,才征求我的意见,问愿意不愿意。又讲了一通革命道理,态度很诚恳。我已经吃饱,就同意跑一趟。大头头很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取回骨灰盒,直接送到这里来,我今晚在这里等你。

大头头叫人给我找了辆结实的自行车,铃闸齐全,又交给我一张盖着组织公章的便笺,他在那上面签了字,交代我,到火葬场找某某,将便笺交给他,领骨灰盒。我和学校头头来到外面的树荫下,他告诉我,去火葬场不只是一趟辛苦差事,其实还有危险,路上要从商业学校后门经过,商校是对立面组织的武装基地,有某“战团”据守,听说他们有时设路卡盘查行人,这处老虎口,你就装作没事人,想办法混过去。他又说,火葬场分两派,你一定找自己人,千万别叫错了名字。

我在树荫下睡了会儿,眼看太阳偏西,觉得暑气稍退,便打起精神,骑车上路。

我一路不敢做赶路状,骑着车,装作没事模样,心里却提着劲儿,眼睛、耳朵支着。过商业学校后门时,瞥见后门距公路还有二三十米距离。传达室前一棵大树,树下坐着几个男生,装扮与常人无异,有说有笑的,脚下扔着几顶柳条帽(安全帽),靠窗户倚着棍棒刀枪诸般兵器。我看在眼里,继续骑车。彼时一派祥和气氛,路上行人往来,没有见谁刻意提防。正这时,我拿眼角扫过,眼看着树下一个人站起来,伸出一把弹弓,拉得满满的,对着我就射过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吃惊,“嗖——”,风声响处,一颗螺丝帽打在自行车前轮,车把一震,打断了两根辐条。真准!我虽吃惊,却没有慌,按照一路想好的主意,不敢逃,马上下车,站在那里,装作查看断条。只见树下几个男生站起来,哈哈笑,射弹弓的男生绿豆芽一般,蓬松着头,晃着两条麻秆似的腿儿,对我挥手,喊,走吧走吧。我也不敢有任何表示,慢慢偏腿上车,继续向前赶路。

剩下的路倒也无事。赶到火葬场,已近黄昏。我找到联系人,悄悄拿到骨灰盒,装在书包里背着。本想休息下,联系人说,怕有人看见你来,已经密告出去,半路截你,还是早走。我听了心惊,水也没喝,转身回城。

等我回到总部,已经很晚了。大头头果然在会议室等我,先叫我喝水、吃饭。桌上还是那个掉了瓷的脸盆,包子还剩小半盆,旁边有半碗喝剩的水。我一口把那半碗剩水喝干,再把骨灰盒交给大头头。他很满意,连连说,没错没错,是这个盒子,我亲自挑选的。

大头头马上召集人开会,敲定明天的追悼会和游行的计划,我在一旁吃着包子,听他们说。

原来,那个在武斗中身亡的同学,不是被对立面组织打死,而是由于自家人争吵,被自己人失手刺成重伤,不治身亡。但是,总部还是决定照“牺牲”处理,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号召全体红卫兵团结起来,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的遗志,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开会的地点、议程、发言都布置好了,唯独一件事有争论。原来,总部决定,开完追悼会游行时,趁着群情激昂,攻下对立面组织的一个据点楼,拉个“陪葬”,也鼓舞士气。事先的侦察提出三个攻楼的选择,都是中学,地形、楼的位置、防守、各有利弊。大家争论起来,都尽量压低了声音。最后选了一所中学,大头头也同意了。

总部的作战部长很有经验了,宣布了担任突击队的学校,又规定几个学校在街口包围、打援,还布置了一支预备队。开完会,我与学校头头回校。路上我问,既然不是武斗死的,挖坑埋了吧,干吗这么干?要是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学校头头也感慨,说,不行啊,形势逼着你,不这么干,不这么说,这么大一个组织,几万人怎么交代?

他又说,知道的人不少了,也没见谁说闲话。

我听了也无语。

第二天,追悼大会开得很隆重。“烈士”的哥哥上台发言,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满场的红卫兵都激动了,大家纷纷拥向主席台,争着与哥哥握手,握过手的人又转回头来与其他人握手,分享幸福——像电影里演的一样。

游行开始了。因为我知道了“攻楼”计划,所以从会场出来后,就悄悄跟着“突击队”的学校,想看看场面。只见队伍里十几个精壮小伙子,全部穿黑背心,工装裤,球鞋,全是短兵器,有人只在腰间挂一把匕首,只有一个人背着把大刀片。他们与众不同,一路走不喊口号,只在他们之间低声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