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厚黑原理 三 宋儒言性误点

战国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其时游说之风最盛,往往立谈而取卿相之荣,其游说各国之君,颇似后世人主临轩策士,不过是口试,不是笔试罢了。一般策士,习于揣摹之术,先用一番工夫,把事理研究透彻了,出而游说,总是把真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成为偏激之论,愈偏激则愈新奇,愈足耸人听闻。苏秦说和六国,讲出一个理,风靡天下;张仪解散六国,反过来讲出一个道理,也是风靡天下。孟荀生当其时,染有此种气习,本来人性是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从整个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论,曰性善,其说新奇可喜,于是在学术界遂独树一帜;荀子出来,把孟子遗下的那半面,揭而出之曰性恶,又成一种新奇之说,在学术界,又树一帜。从此性善说和性恶说,遂成为对峙之二说。宋儒笃信孟子之说,根本上就误了。然而孟子尚不甚误,宋儒则大误,宋儒言性,完全与孟子违反。

请问:宋儒的学说乃是以孟子所说(1)“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2)“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两个根据为出发点,何至会与孟子之说完全违反?兹说明如下:

小孩与母亲发生关系,共有三个场所:(1)一个小孩,一个母亲,一个外人,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特别亲爱,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母亲;(2)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依恋不舍,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母亲;(3)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发生了利害冲突,例如有一块糕饼,母亲吃了,小孩就莫得吃,母亲把他放在口中。小孩就伸手取来,放在自己口中。这个时候,断不能说小孩爱母亲。孟子言性善,舍去第三种不说,单说前两种,讲得头头是道。荀子言性恶,舍去前两种不说,单说第三种,也讲得头头是道。所以他二人的学说,本身上是不发生冲突的。宋儒把前两种和第三种同剂讲之,又不能把他贯通为一,于是他们的学说,本身上就发生冲突了。

宋儒笃信孟子孩提爱亲之说,忽然发见了小孩会抢母亲口中糕饼,而世间小孩,无一不是如此,也不能不说是人之天性,求其故而不得,遂创一名词曰:“气质之性。”假如有人问道:小孩何以会爱亲?曰此“义理之性”也。问:即爱亲矣,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曰此“气质之性”也。好好一个人性,无端把他剖而为二,因此全部宋学,就荆棘丛生,迂谬百出了。……朱子出来,注孟子书上天生民一节,简单明了地说道:“程子之说,与孟子殊,以事理考之,程子为密。”他们自家即这样说,难道不是显然违反孟子吗?

孟子知道:凡人有畏死的天性,见孺子将入井,就会发生怵惕心,跟着就会把怵惕心扩大,而为恻隐心,因教人把此心再扩大,推至于四海,此孟子立说之本旨也。怵惕是自己畏死,不能谓之仁,恻隐是怜悯他人之死,方能谓之仁,故下文摘去怵惕二字,只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孟子本莫有错,不过文字简略,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大出来的”。不料宋儒读书不求甚解,见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一句,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即是恻隐,忘却上面还有怵惕二字,把凡人有畏死的天性一笔抹杀。我们试读宋儒全部作品,所谓语录也,文集也,集注也,只是发挥恻隐二字,对于怵惕二字置之不理,这是他们最大的误点。

然而宋儒毕竟是好学深思的人,心想:小孩会夺母亲口中糕饼,究竟是甚么道理呢?一旦读礼记上的乐记,见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等语,恍然大悟道:糕饼者物也,从母亲口中夺出者,感于物而动也。于是创出:“去物欲”之说,叫人切不可为外物所诱。

宋儒又继续研究下去,研究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只是赤裸裸一个自己畏死之心,并无所谓恻隐,遂诧异道,明明看见孺子将入井,为甚恻隐之心不出来,反发出一个自己畏死之念?要说此念是物欲,此时并莫有外物来诱,完全从内心发出,这是甚么道理?断而又悟道:畏死之念,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抢母亲口中糕饼,也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我者人也,遂用人欲二字代替物欲二字。告其门弟子曰: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即是恻隐,尧舜和孔孟诸人,满腔子是恻隐,无时无地不然,我辈有时候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是畏死之心,不是恻隐之心,此气质之性为之也,人欲蔽之也,你们须用一番“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才可以为孔孟,为尧舜。天理者何?恻隐之心是也,即所谓仁也。这种说法,即是程朱全部学说之主旨。

于是程子门下,第一个高足弟子谢上蔡,就照着程门教条做去,每日危阶上跑来跑去,练习不动心,以为我不畏死,人欲去尽,天理自然流行,就成为满腔子是恻隐了。像他们这样的“去人欲,存天理”,明明是“去怵惕,存恻隐”。试思: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怵惕既无,恻隐何有?我身既无,孺子何有?我既不畏死,就叫我自己入井,也是无妨,见孺子入井,哪里会有恻隐?

程子的门人,专做“去人欲”的工作,即是专做“去怵惕”的工作。门人中有吕原明者,乘轿渡河坠水,从者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渡,朱子的好友张南轩、其父张魏公,苻离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张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

孟子曰:“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撄冠而救之可也。”吕原明的从者、张魏公的兵士,岂非同室之人?他们这种举动,岂不是显违孟子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必流于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恶贼,往往身临刑场,谈笑自苦,是其明证。程子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发出“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议论。故戴东原曰:宋儒以理杀人。

有人问道:怵惕心不除去,遇着大患临头,我只有个畏死之心,怎能干救国救民的大事呢?我说:这却不然,在孟子是有办法的,他的方法,只是集义二字,平日专用集义的工夫,见之真,守之笃,一旦身临大事,义之所在,自然会奋不顾身的做去。所以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平日集义,把这种至大至刚的浩气养得完完全全的,并不像宋儒去人欲,平日身蹈危阶,把那种畏死之念去得干干净净的。孟子不动心,宋儒亦不动心。孟子之不动心,从积极的集义得来;宋儒之不动心,从消极的去欲得来,所走途径,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