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此兄弟（第4/4页）

这并不稀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是这风来自父兄，便不免让人伤心；而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让人寒心，更让人惊心了。实际上，无论在康熙晚年，还是在雍正早期，允禩做人都很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动辄得咎。比方说，一个案子，雍正交给允禩办，他是严一点好呢，还是宽一点好呢，就很为难。宽一点，是出卖原则，收买人心；严一点，则是居心不良，妄图让人主背上苛察、忌刻的恶名，总之都是别有用心。在康熙手下也是一样。工作卖力一点，是好胜逞能、沽名钓誉；消极一点，则又是心怀不满、懒惰怠工。也许，他应该一开始就表现得傻乎乎的。但这也未必能让康熙满意。康熙会说：我怎么养了这么个蠢儿子！

实际上，雍正对允禩的猜忌防范，是和康熙一脉相承的。康熙曾对人说，允禩“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而允禩一党之所以不顾自己的一再警告，偏要硬着头皮保荐他，则是为了给允禩捞取政治资本，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发动政变或与康熙指定的继承人争夺皇位。因此康熙说，允礽“屡失人心”而允禩“屡结人心”，因此“此人（允禩）之险百倍于二阿哥（允礽）也”。

人一旦被猜忌，日子就不会好过。怎么也想不通的允禩，有一次忍不住对康熙说：儿臣实在不知该如何做人，情愿卧病不起。谁知康熙更加愤怒，并认定这就是允禩的“大奸大邪”。理由是：一个小小的贝勒，需要装什么病！当然是因为有非分之想。否则，怎么会奏此“越分之言”？后来，允禩得了伤寒，命几不保，康熙的态度却相当冷漠。[13]允禩病好后，大约康熙也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太不像个慈父，于是传谕允禩，问他想吃点什么；朕这里什么都有，但不知对你合适不合适，“故不敢送去”。皇父自称“不敢”，皇儿哪敢承当。因此允禩到宫门外跪求免用“不敢”二字。康熙又不高兴了，怪允禩小心眼儿，没事找事。他对诸皇子说：“允禩往往多疑，每用心于无用之地”，这一回又“于无事中故生事端。众人观之，成何体统”！其实允禩并不多疑，亦非无事生非。做臣子的，谁听了皇上说“不敢”都要吓一跳，何况允禩又是备受猜忌动辄得咎之人？当然，康熙说“不敢”二字，也未必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然而允禩如果不辞，岂非又是失礼？辞与不辞都不是，芥蒂既深，怎么说，都话不投机。

看来雍正在这一点上，倒真是像极了康熙，只是猜忌更深，下手更重。这也难怪，兄弟毕竟不同于父子。胤禛曾说，以父皇之“神圣”，尚且还要“防允禩等之奸恶，不能一日宁处”，自己能不处处设防么？不过雍正并无康熙的权威。加上自己即位未几，屁股还没坐稳，只好对允禩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一再曲加优容。但忍耐总有极限，而一旦爆发，便不可收拾。这就像借高利贷一样，借的钱越多，拖的时间越长，利息也就越吓人。雍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整治允禩，心中当然充满了怨毒。不难想象，当他下令将允禩、允禟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时，一定是面目狰狞，咬牙切齿，一脸的杀气。

雍正和允禩并非天生是敌。直到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他们的关系还算不错。允禩得伤寒病时，雍正颇为关切，还因此受到康熙责罚，认为他“亦似党庇允禩”。显然，如果不争夺皇位，这哥儿俩也不会反目为仇。一旦反目，也就不复再有手足骨肉之情了。剩下的，便只有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仇恨和斗争。历史上所有的宫廷斗争莫不如此，雍正和允禩当然也不例外。

兄弟如此，君臣亦然。事实上，在雍正翦灭允禩之前，就有一个宠臣先做了他的刀下之鬼。这个宠臣，就是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