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此君臣（第3/4页）

然而居心不良的人总是层出不穷。李绂在天津卫办理粮运时，因卖粮库中的变色米而有五千两银子的盈余。一些人想把这笔钱作本部门的小金库，遭李绂反对。这些人便趁李绂调广西巡抚时，把这笔钱送到李绂家中，让李绂家人带到广西，想给李绂栽赃，却被雍正看破。于是雍正对李绂说：“此等事朕皆不究计么，意思真小哉！他既然送到，朕已彻底晓得了，你留粤西以充公用就是了。这也算得他们失计。大笑话。”一次差点酿成冤案和悲剧的事件，就这样被雍正变成了喜剧。

所以雍正再三强调：“朕之前惟以真实二字方可保长久。”欺上瞒下不行，诬陷他人不行，投机取巧、讨好卖乖也不行。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朱藻喜欢搞浮夸风，经常向雍正报告“形势一片大好”，雍正批评他说：“观汝不知根本实理，惟在枝叶虚浮边作活计”，正告他以后多做些实事，少搞些花架子。署理江南总督范时绎奏报江南喜降瑞雪，文章写得花团锦簇，却被雍正认为是不知体谅君父。雍正说：朕日理万机，年底事情又多，“哪里有工夫看此幕客写来的闲文章，岂有此理”！年羹尧的哥哥年希尧在雍正六年升任广东巡抚。为了表忠心，他上折子说，广东巡抚衙门的惯例，是每年要收受下属大约五万两银子的“节礼”。“奴才钦遵圣训，概行拒绝。”雍正批示说：“此等碎小之事，朕亦不问不管。”雍正说，做督抚的，都喜欢搞这沽名钓誉的一套。表面上一文不捞，其实却转弯抹角大捞特捞，所得更甚。所以，“此等私套，皆不中用”。你们也“不必这些面前打哄”，只要“取出良心来将利害二字排在眼前，长长远远地想去，设法做好官就是了”。总之，漂亮话少说些，假门面也不必装，“好歹朕自有真知灼闻的道理”。换句话说，谁要想在雍正面前耍点花枪，谁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何况雍正向来不怕得罪人。他对江苏布政使张坦麟说：“因公获罪于人何妨乎？”他自己是皇帝，当然更没什么可怕。他曾毫不客气地警告群臣，别指望他像康熙皇帝那样好说话（恐朕未必能如先帝之宽仁容恕也）。因此，谁要是敢欺骗他，糊弄他，辜负他，他雍正皇帝就一定会让这个人死了都不得安宁。谓予不信，年羹尧就是“榜样”，就是前车之鉴。

雍正对年羹尧，可以说是恨到骨头里，也整到底了。他给年羹尧的最后上谕说：“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专制君主残害他人，真比强盗还要厉害。强盗不过要人钱财，最多谋人性命，专制君主则不但要别人的性命，还要别人的灵魂，而且还要说这是为你好，是慈悲为怀菩萨心肠，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年羹尧、隆科多之罪，说白了就是“辜恩”。

雍正确实曾寄大希望于年、隆。他的希望，不仅是要年、隆二人尽力辅佐他，更是要树立一种君臣关系的楷模。他很看重君臣之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体谅。有一次，在给年羹尧的信中，他特别提到，西宁军事危急时，年羹尧担心皇上看了奏折，会“心烦惊骇”，便“委曲设法”，在报告战况时“间以闲字”，既冲淡了火药味，又不隐瞒军情。雍正对他的这份小心极为感激，说“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每次向怡亲王允祥和舅舅隆科多提起，“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书述”。他还说，“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显然，他是把年羹尧当作忠君模范来看待和培养的。

因此，当年羹尧被赐团龙补服而上表致谢时，雍正批示说：“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惟将口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二年三月，年羹尧为被赐自鸣表一事上表谢恩，雍正又批示说：“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他又说：“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足矣。”为了表示他们君臣之间的亲密无间，雍正甚至秘密写信给年羹尧，托他买酒。信中说：“宁夏出一种羊羔酒，当年有人进过，今有二十年停其不进了。朕甚爱饮他，寻些进来，不必多进。”这种口气，已完全是朋友间的以私事相托。

不能说雍正讲的都是假话。他确实是想当一个好皇帝的。好皇帝当然要有好臣僚，也要有好的君臣关系。雍正这个人，是比较孤独的。做皇子时，他是“孤臣”；当了皇帝，则是“独夫”。他生性刚毅、急躁、猜忌、刻薄、冷峻挑剔，易暴易怒，因此在诸王大臣中很没有人缘，几乎和谁都搞不来。康熙晚年，又特别痛恨阿哥结党。雍正为讨父皇喜欢，更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结果是自己更加孤独，性格也更加孤僻。因此，当了皇帝后，就很想能有人尽力支持他，以便建立自己的统治系统。然而当是时也，诸王不服，而群臣观望，信得过且可以依赖的，除十三弟允祥外，就只有隆科多和年羹尧。这时的年、隆二人，对于雍正，真可谓久旱之甘霖，撑天之支桩，怎么感激都不过分。所以雍正对他们的褒奖吹捧，甚至到了巴结的地步，可能连他自己，事后也觉肉麻，有失君王体统。不难想见，当他发现年、隆二人竟是那样的有负圣恩时，心里是何等地恼羞成怒、怒不可遏。

但他哪里知道，他说的那种君臣关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在专制政治的前提下，君臣关系天然是不平等的，而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等等，只能存在于平等的人之间。因此雍正对年羹尧等人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年羹尧本人也不知检点。据揭发，年在西北军营，十分地作威作福，飞扬跋扈。给他送礼要叫“恭进”，他给人东西叫“赏赐”；属员道谢要说“谢恩”，新官报到要称“引见”。给将军、督抚的函件，也不用咨文而用令谕，简直就是视同僚为下属。他班师回朝时，雍正命王公大臣郊迎。官员们跪在地上向他致敬，他端坐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们下马问候，他居然也只点点头。年羹尧甚至在雍正面前也不知收敛。雍正把自己的贴身侍卫派到他军中，他却拿来当仪仗队，吆喝来吆喝去就像使唤奴才。雍正找他谈话，他叉开双腿坐在凳子上，指手画脚，唾沫横飞。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社会上盛传，说雍正做某某事整某某人都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就大大地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雍正一贯以乾纲独断、洞察幽微自居的，哪里受得了这个？他曾气愤地对诸王大臣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为什么要听年羹尧的？这就有些赌气了。声高震主者危，本是专制时代铁的规律；而年羹尧的恃宠妄为，横行不法，更让苛刻挑剔的雍正觉得大失所望。雍正是个要强的人，他决不能容忍有人让他失望，更不能容忍他曾寄予极大希望的人让他失望。谁要胆敢如此，则他所施加的打击，必将十倍于所施加的恩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