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如此朋友（第3/5页）

实际上，雍正并不完全反对揣摩和逢迎。鄂尔泰报祥瑞，就是吹牛拍马，怎么就没有罪反倒有功？可见，雍正也喜欢有人来拍马屁，和别的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他讨厌的，是瞎揣摩和乱逢迎，比如前面那位写《河清颂》的老兄就是。雍正推行新政不假，希望有人来唱颂歌也是真。可是雍正要作秀，要按照中国文化的老传统，把黄河变清归功于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的赐福，邹汝鲁偏说是什么推行新政的结果，这不是唱反调吗？再说，雍正最忌讳的，就是有人说他和康熙不一样，说他不敬天，不法祖，不到三年就更改为父之道，既是康熙皇帝的“不肖（不像）之子”，又是康熙皇帝的“不孝之子”。邹汝鲁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当然会挨上一脚。

那么，要怎样做才对？雍正认为，关键是要诚。也就是说，即便是拍马屁，也要拍得诚恳。如果不是诚心诚意来拍马屁，那就不如不拍，老老实实做你自己的事去。只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公，就是忠。即便不说什么奉承话，雍正也不会恼怒只会嘉奖。从这一点讲，雍正倒是比许多离开奉承话就活不下去的皇帝高明得多，他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拍马屁。

马屁要拍得诚心诚意，这似乎很可笑，但在雍正那里完全合乎逻辑。雍正的逻辑是：君臣应该同心同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君臣俱为一体心心相印，则臣下对皇上的肯定，就是由衷的赞美，不会是什么奉承逢迎了。这样一种赞美，由于是发自内心的，便可以叫做“诚恳的马屁”。比如鄂尔泰对雍正“出奇料理”的赞美就是。鄂尔泰认为，雍正处理曾静一案，考虑的不是曾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千百亿万人”，因此，才敢于将曾静一案的案情、口供、上谕“遍示臣民，布告中外”。这就非有“大光明、大智慧”，能“无我无人，惟中惟正”不可。古往今来，实在没有几个人能做到。鄂尔泰这些话，别人听着可能肉麻，雍正却不认为是拍马。因为讲出了道理，而且讲到了点子上——雍正处理此案，确实并非就事论事，确实体现着他的政治远见。这些政治上的深谋远虑不能为一般目光短浅、见识庸常的臣子们所理解，却可能为鄂尔泰心领神会，由衷赞赏，因此是诚。

事实上，政治也是艺术。政治家匠心独运的举措和处置，就像一件精湛的艺术品，也是要有人欣赏的。问题在于，这种欣赏必须发自内心，否则就是逢迎，就是谄媚，就是伪善，就是矫情，也就是奸。雍正自己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各类政治技巧的运用相当娴熟，得心应手，出神入化，而且常有创新。再加上他心细如发，目光如炬，洞察幽微，谁要是言不由衷地乱拍马屁，一眼就会被他看穿。不过，别的皇帝对这些言不由衷的马屁也许只会一笑了之。雍正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为人刻薄，又特别痛恨“不诚”。一旦发现对方所拍乃“虚伪的马屁”，就会认为对方在欺骗他，耍弄他，看不起他。结果可想而知，那个马屁客一定会碰一鼻子灰，弄不好还会被雍正撇着嘴巴冷笑着奚落一通。

看来，在雍正手下，拍马屁也不容易。说得好听一点，得像一个很有鉴赏力的批评家，由衷地为雍正的领导艺术叫好。这就一要诚心，二要懂行，没有几个人做得到。雍正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心情好的时候，对那些言不由衷的马屁也就不太计较（心情不好时就该对方倒霉）。因为拍马屁至少没有什么恶意，粉饰太平也总是政治所需。对于批评，雍正的态度就要认真得多。雍正并不是一个批评不得的人。他接受过批评，也奖励过批评他的人。甚至有时虽然并不接受批评，却奖励批评者。比如大学士朱轼一贯是批评雍正的。耗羡归公、西北用兵这些事，他都不赞成，雍正却请他给弘历当老师。后来连朱轼自己也觉得老提意见不是个事，便请求病退。雍正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轼感动，再不提退休的事。又比如李元直，刚刚当上监察御史没两天，就一连上了几十道奏折，攻击朝中大臣，说现在的朝廷，是只有尧舜，没有皋夔。皋就是皋陶，尧的大臣。夔则是舜时的乐正。李元直的意思是说有圣君，无贤臣。雍正看了奏折，把他叫来质问：没有皋夔，哪有尧舜？李元直无言以对。结果，雍正对他的“处分”，是把广东刚进贡来的荔枝赏给他。

然而雍正对某些批评者的处分却很重。比如直隶总督李绂原本也是雍正的宠臣，为允禟的事还帮雍正背过黑锅。但李绂弹劾田文镜，却为雍正所不容，被贬为工部侍郎。监察御史谢济世“路见不平一声吼”，也上奏弹劾田文镜（并未替李绂鸣冤），结果被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李绂、谢济世只不过攻击了雍正的宠臣，就要受此严惩，陆生楠全面攻击康熙、雍正两朝政治，当然更不能为雍正所容。陆生楠是个小官，却喜欢议论大事。他著有《通鉴论》十七篇，对包括国家政体在内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都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见解。比方说，他认为目前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害深祸烈”，应该恢复到西周封建制。又讥讽康熙，说康熙前不能教育太子，以致有废黜之事；后不能预立储君，以致有骨肉之争。还说当皇帝的，抓抓大政方针就好，不要尽管些鸡毛蒜皮。在言论并不自由的时代，这些议论当然都是大罪。于是，雍正下令，将其正法。

和陆生楠一起被参的还有谢济世，罪名是借批注《大学》而讥讽时政。雍正下令，将谢济世和陆生楠一起处斩。等到陆生楠人头落地，行刑官却宣布雍正旨意：“谢济世从宽免死。”原来雍正也明白谢济世的“言罪”是冤案，却仍不肯放过这个爱提意见的家伙，非让他尝尝“陪斩”的滋味不可。雍正的刻薄，由此又可见一斑。

雍正的这些处置，让人甚觉乖张。同样是提意见，有的赏吃鲜荔枝，有的赏吃“刀削面”（杀头），到底是鼓励批评还是不准批评？

其实，雍正有雍正的标准和原则。正如他把马屁分成诚恳的和虚伪的两种，批评也有“诚恳的批评”和“虚伪的批评”。属于前者的。批评错了也不治罪；属于后者的，说得再对也要倒霉。批评者的待遇之所以有天壤之别，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什么是“诚恳的批评”，什么是“虚伪的批评”？标准也只有一个：诚。具体地说，凡站在皇帝的立场上，一心一意为皇帝着想，就是诚。这样的批评，就是“诚恳的批评”。相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夹杂着私心杂念，就是不诚。这样的批评，就是“虚伪的批评”。而且，只要属于心不诚者，不管是提出批评，还是提出建议，也不管他们说得对还是不对，统统都是小人的行为，小人的伎俩，因此不但不能鼓励，反而要受重罚。杨名时的挨整，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