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双城记往

一

英国小说大家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时代为背景，叙述在伦敦与巴黎之间发生的一个悲壮故事。卷首的一段名言，道尽一个伟大时代的希望与绝望，矛盾之中别有天机，历来不断有人引述。其实双城的现象不但见于时势与国运，即使在个人的生命里，也常成为地理的甚至心理的格局。不过双城的格局也应具相当的条件。例如相距不可太远，否则相互的消长激荡不够迅疾，也欠明显。同时双方必须势均力敌，才成其为犄角之势，而显得紧张有趣，否则以小事大或以大吞小，就难谓其双了。另一方面，距离也不能太小，格调也不能太近，否则缺少变化，没有对照，就有点像复制品了。

这么说来，《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也算得是双城。长安与洛阳先后成为西汉与东汉的京都，当然也是双城。其实长安的故址镐京与洛阳，先后也是西周与东周建都所在。民初作家笔下并称的京沪，旗鼓相当，确有双城之势，但是对我并非如此，只因我久居南京而少去上海。抗战时代，我在重庆七年，却无缘一游成都。后来在厦门大学读了一学期，也从未去过福州。我的生命之中出现双城的形势，是从台北和香港之间开始，那时，七十年代已近中叶了。

其实对我说来，七十年代是从丹佛启幕的。在落基大山皑皑雪峰的冷视下，我在那高旱的山城住了两年，诗文的收获不丰，却带回来热烈的美国民谣和摇滚乐，甚至宣称：在踏入地狱之前，如果容我选择，则我要带的不一定是诗，而且一定不是西洋现代诗。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回到台北，满怀鼓吹美国摇滚乐的热情，第一件事情便是在《人间》副刊发表我翻译的一篇长文，奈德·罗伦（Ned Rorem）所撰的《披头的音乐》，颇令一般文友感到意外。那时的台湾，经济正趋繁荣，“外交”却遭重挫，政治气氛相当低迷。主编王鼎钧拿到我的稿子，同样觉得意外，并且有点政治敏感，显得沉吟不决，但终于还是刊出了。不久我去各校演讲，常以美国的摇滚乐为题，听众很多。我对朋友自嘲说，我大概是台湾最老的摇滚乐迷了，同时我为《皇冠》杂志写一个专栏，总名《听，那一窝夜莺》，原拟介绍十二位女歌手，包括琼娓·米巧和阿丽莎·富兰克林，结果只刊了琼·拜丝和久迪·柯玲丝两位便停笔了，十分可惜。

自己的创作也受到歌谣的影响。其实早从丹佛时代的《江湖上》起，这影响已经开始。在诗集《白玉苦瓜》里，这种民谣风的作品至少有十首：日后的《两相惜》《小木屐》等作仍是沿此诗风歌韵。当时写这些格律小品，兴到神来，挥笔而就，无须终夕苦吟，却未料到他日流传之广，入乐之频，远远超过深婉曲折的长篇。像《乡愁》《民歌》《乡愁四韵》这几首，大陆读者来信，就经常提起。诗，比人先回乡，该是诗人最大的安慰。

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但是早在七十年代初期，这些诗在受歌谣启示之余，已经倒过来诱发了台湾当时所谓的现代民谣。杨弦把我的八首诗谱成了新曲，有的用西洋摇滚的节奏，像《摇摇民谣》；有的伴以二胡低回而温婉的乡音，像《乡愁》。不过杨弦统称之为现代民歌，而且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的雨夜，领着一群歌手与琴手，演唱给中山堂的两千听众。这时，七十年代刚到半途。

后来现代民歌渐成气候，年轻的作曲者和歌手纷纷兴起，又成了校园歌曲，历七十年代而不衰。但自八十年代以来，这一股清新的支流渐被吸入流行歌曲的滔滔洪流，泾渭难分，下落不明。除了像罗大佑那样仍能保持鲜明的反叛风格者之外，多半都已陷入商业主义，不但内容浅薄，歌词尤其鄙陋。

二

在六十年代的文坛，期刊杂志曾经是为严肃文学证道甚至殉道的重镇。除了同人诗刊之外，《文星》《现代文学》《文学季刊》《幼狮文艺》《纯文学》等杂志，前前后后，撑持了大半个文坛。若要追寻六十年代的脚印，多在此中，因为那时报纸的副刊，除了林海音、王鼎钧少数主编者之外，都不很同情现代文学，所以“前卫作家”之类不得不转入地下，成为“半下流社会”。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情况却有了逆转，副刊渐执文坛牛耳，文学杂志却靠边站了。令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崛起《人间》的“高信疆现象”。……在文坛上，当时写实主义与乡土意识乃应运而生。高信疆适时出现，英勇而灵巧地推进了当年的文运，影响至为深远。方其盛时，简直可以“挟缪斯以召作家”，左右文坛甚至文化界的气候。他的精力旺，反应快，脚步勤，点子也多，很有早年萧孟能、朱桥的遗风，却比前人多了大报的销路、频率、财力可供驱遣。从专题策划到美工升级，从专访、座谈、演讲、论战到大型文学奖的评审，副刊在高信疆的运转之下，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魅力与影响。

这情形，直到一九七八年痖弦从威斯康星学成归国，才有改观。痖弦是一位杰出诗人，且有多年主编《幼狮文艺》的经验，文坛的渊源深广，接手《联副》之后，自然成为另一重镇。于是两大报副刊争雄的局面展开，成为文坛新的生态。在七十年代，报禁未开，每天三大张的篇幅中，副刊最具特色，影响十分深远。作家在大报上只要刊出一篇好作品，就为文坛众所瞩目。反而在解严之后，各报大事增张，徒然多了一些言不及义的港式“无厘头”副刊，模糊了文艺和消遣的区分。在“鸡兔同笼”的浑水里，真正的作家欲求一文惊世，比从前反而要难得多了。

七十年代的文学期刊，只有《中外文学》和《书评书目》等寥寥几种，影响不如六十年代。两大报的副刊不但读者多、稿酬高、言论开放、文章整齐、版面活泼，且多海外作者，视界较宽。两边的编辑部有的是人力与财力，而且勤于邀约海外稿件，因为当时台湾的言论与资讯限制仍多，海外学者与作家乃显得见多识广，尤以对大陆的情况为然，何况人在海外，也比较不怕政治禁忌。所以夏志清的论评、陈若曦的小说，每刊一篇，常会引起一阵轰动。曾有若干作者，在台湾投稿不刊，去了美国再投回来，就登出来了。这种“远来僧尼情意结”（因为有不少女作家），引起一句笑话：“到人间的捷径是经由美国。”

三

香港，当然也是一条捷径。早在七十年代，相对于台北的禁闭，香港是两岸之间地理最逼近、资讯最方便、政治最敏感、言论却最自由的地区；而在两岸若离若接的后门，也是观察家、统战家、记者、间谍最理想的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