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母亲的怀抱
谈埃尔莎·莫兰黛[1]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几种开头
1994年，埃尔莎·莫兰黛伟大的长篇小说《历史》（1974）的希伯来文版出版，由已故的埃玛纽埃尔·贝利翻译；此书曾出过英译本，名为《历史：一部长篇小说》（History：A Novel），于1977年出版。该书讲述了一个患癫痫病的教师伊达·曼库索（娘家姓拉蒙多）、她的儿子安东尼奥（尼诺，也叫尼努扎和尼纳列杜）和小儿子朱塞佩（人称乌塞佩）的故事。朱塞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被一个名叫贡特尔的德国士兵强奸两次后所生。事情发生后不到三天，德国士兵就在前往非洲前线的路上死掉了。此外，《历史》担当起了概括和谴责半个世纪的世界历史的重任，每一章的开头都要为此花上好几页的篇幅。
伊达对世界的态度被明确地定义为一种“吓出来的敬畏”的态度。这种敬畏感和“来自于一种非常深刻的、难以治愈的野蛮的被动的甜蜜感”混杂在一起，使人想起“动物那神秘的愚鲁行为，这些动物不是靠它们的大脑，而是靠它们敏感的身体中的一种感知，‘知道了’……神圣感。”这样一种神秘的感知，这样一种兽性和神圣相混杂的愚鲁行为，以及对“这个世界”那吓出来的敬畏感，在朱塞佩这个孩子，这个耶稣般的人物身上也有体现，或许甚至在他的德国生父，那个孩子气的、令人心碎的强奸犯贡特尔身上都有所体现。
《历史》的开篇合同要求读者站在把光明的孩子和黑暗的孩子区分开的政治壁垒的正确的一边：一边是历史，充斥着贩卖战争的独裁者、嗜血成性的资本家、玩弄阴谋诡计的政客[2]；另一边则是纯洁和光明的本质：那个年轻女人生下一个儿子，母子二人，年轻女人和儿子，都纯洁而神圣。围绕着他们母子二人的是一群温顺、柔弱的次要人物：圣洁的妓女，饱受折磨的犹太人，心地纯洁的工人阶级邻居，单纯的人，沉默的灵魂，他们都是温和的好人，但都在历史的车轮下被碾得粉碎。乍一看，这只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无产阶级的民间寓言，有着强烈的无政府主义或者原始共产主义的气息，使人回想起早期基督徒那地下墓穴般的苦难经历[3]。
书的前面是两则题记：
“对于那些无辜丧命的供实验用的豚鼠，人类语言中找不出可以慰藉他们的话。”
——一位广岛的幸存者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示出来……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路加福音10：21》
这些引文可以看作一份开篇合同吗？或者可以看作签订合同之前的一个初步承诺吗？
第一条引文反映了这部长篇小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德立场：根据《历史》中的编年史家的观点，这不是一场同盟国对抗纳粹法西斯联盟的战争；而是那些卑鄙的政府对那些单纯的人，那些个“豚鼠”的突袭。第二条引文表达了一种基督教情怀：婴孩离上帝近，智者离上帝远。
《历史》的第一部分一开始就拿出好几页的篇幅按年代讲起了“通行”的历史，把20世纪前四十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加以概括，展示了一幅受压迫的善良的普罗大众和一小撮邪恶的、诡计多端的大人物之间无休无止进行斗争的画卷。
因此，从一开始，就要求读者决定，是否愿意披上一种意识形态的约束衣，作为进入作品的先决条件（实际上，小说翻过几页后就脱掉了这身约束衣，只不过会时不时地再穿上去，尤其是在各章节之间写编年史的那几页）。其中的几个编年史事件是：
1900年至1905年
有关物质结构的最新科学发现标志着原子时代的开始。
1906年至1913年
在这个伟大的世界上，没发生什么新鲜事。和此前地球上所有的世纪和上个千年一样，这个新世纪也遵守那一成不变的尽人皆知的历史运动原则：有人上台当权，有人遭受奴役。经由各方的同意，社会的内部秩序（目前由称作资本家的“当权者”主宰）和国际秩序（或称帝国主义）均遵循这一原则，而国际秩序目前则由某些国家（亦称列强）主宰，他们实际上已经把整个地球表面瓜分成了他们各自的财产，或帝国。各国中最后赶来的是意大利，渴望跻身大国之列……
1915年至1917年
……为实现国际社会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之后，俄国中止了与协约国的协同作战……
1919年至1920年
俄国没有出席和谈，现在遭到围困，沦为国际战场……在这严酷的考验中，在大屠杀、瘟疫和贫困之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它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达到革命一体化的共同目标，为实现国际无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922年
俄国在进行了数年内战之后，革命者取得胜利，新的国家苏联成立。全世界一切“饥寒交迫的奴隶”，全都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到读者发现很难确定这是旧时代的宣传委员在向广大群众发表讲话之前写的一份草稿呢，还是仅仅对这样一份草稿的拙劣模仿。这份摩尼教式的宣言在这部小说每一部分的开头一再出现。这样的政治插曲和伊达及其子女的生活相映成趣。这种东西充斥着小说结尾的几页，公开指责“历史的进步和巨大发展……吞噬着最好的能源……机器没有为人类服务，反而使人类沦为机器的奴隶……武器和荒唐的消费品一同激增……人造产品（塑料）和生物圈不相容，使陆地和海洋堆满了无法销毁的垃圾……工业的毒瘤在扩散……大众传媒……被用来……宣扬一种劣等‘文化’。”
旧的左派留下来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零星术语，和一点“佩花嬉皮士”的气息糅合在一起，时不时地用生态学的感叹增添些许趣味。莫兰黛似乎利用了所有那些指责20世纪的人的论点和口号，从左派的到右派的，不加区分，照单全收。她似乎担当起了这样一份工作，似乎要说明进步的术语和反动的术语有时候是多么的相似。
“毁灭性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的神圣性”之间无休无止的斗争这个概念，就像是心地纯洁的“小人物”战胜腐朽的“当权者”的梦想一样，曾经使许多艺术家着迷，或许从塞万提斯让桑丘·潘沙成为巴拉塔里亚岛（那甚至算不上是个岛屿）上那无忧无虑而又深受民众爱戴的统治者，到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查理·卓别林的时代，莫不如此。
在正文的倒数第二页，这种“说教”戛然而止：“……而历史继续向前……”，这和开头掀开的新的一页一样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