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栗振宇和石钟山的对话

石钟山（以下简称“石”）栗振宇（以下简称“栗”）

在目前和我有联系的作家当中，石钟山先生不但是联系最早的，也是联系最多的一位。几年前，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全国热播的时候，我和他通过一次电话。而此后的第二次通话，却又隔了一年之久，没想到电话接通后，石先生很快就说出了我的名字。此后，由于写作上的事情，我经常打电话去找他，电话中，石先生不但对我提出的问题，耐心细致地作答，而且对我的学习乃至文学理想，都仿佛对待自己的亲弟弟般关心。而其实，石先生两年多中，从来不曾与我谋面。石先生待人之宽厚、热情可见一斑。直到几个月前，我终于有机会到北京，见到了这位对我关心备至的作家、朋友和老师。

石先生的作品，如同他的为人，充满着浓厚的东北气息。豪爽却不失机智，粗犷却不乏细腻。他对人性的理解，对于文学的观念，对于生活的透悟，都始终洋溢着他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他对于英雄的观点，更让我深深感受到这位作家涌动在内心的创作激情。

人是生活的主体

栗：在您晚近的作品中，我比较关注你对旧女性的塑造，如《快枪手》中的秋菊、《关东镖局》中的杨四小姐、《横赌》中的文竹、《关东女人》中的麦花、《角儿》中的春芍等，这些人物各有个性，几乎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东北旧女性的画卷，但同时我总觉得你在她们身上又都倾注了大致相同的气质，是这样吗？如果是，那么这个气质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会把视角停留在她们身上呢？

石：一方水土一方人。这些旧女性身上的特征是东北女性身上最具共性的东西。创作离不开生活，另外在我的潜意识里，也欣赏或同情这样的女性。她们的爱与恨，她们的幸与不幸，同时也是我对待生活的感受和看法。当然，在这些小说里还有那么多个性鲜明的男人，这些人物是我在创作中放大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和这些女人组合在一起才是一台精彩的演出。一台戏有众多角色，仅靠主角出彩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配角也出彩，这才是完满的一台戏。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大都是男人，但读者往往记忆最深刻的还是这些不同命运的女性，往往配角强大了，才能突出主角的色彩和力量。这是写作上的着色问题。

栗：从您的作品看，您塑造的人物类型非常多，有和平年代的老军人、战争年代的军人、现代机关工作人员等等，请您谈谈对于“把人当人来写”这句话的理解？

答：把人当人写这句话，我想是对待人生的态度。我们都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但人又是什么，又有多少人能讲得清楚？说清楚的事便让文学去说，文学是最模糊、也是最接近复杂人生的一种再现生活的方式，文学即人学，这道理我们都懂。反过来说，典型的人学也是最好的文学。文学应该关注人的本体，否则文学会死路一条。当然，这种关注取自于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你对生活冷漠，生活就会严肃；你对生活微笑，生活就还给你一缕阳光。毕竟人是生活的主体。

栗：您曾经在被采访时谈及自己对于写当代军人时的困惑，你认为自己产生这种困惑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打算写写当代军人？

石：当代军人的困惑主要原因就是价值体现问题，这不仅是军人的问题，每个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军人是什么？答案大家都清楚，军人是为了战争而特有的这么一个群体，战争是为了和平。有了军人才有了和平，和平时期的军人无法体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一对矛盾和困惑。建国以后，志愿军出兵朝鲜然后是中印边境的战争、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南疆战事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军人的地位在国人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进入80年代后，军人的价值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军人的矛盾和困惑也就因此而生。

当代军人的作品我写了不少，长中、短篇都有，只是没有引起读者足够的重视，因为和平时期的军人不具备军人的典型性了，能引起轰动的因素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作品很难写，也费力不讨好，但我会一直关注着军人的当代生活。

不刻意追求一种风格

栗：从“激情系列”到“土匪系列”，在阅读了几十部您的作品后，我想大致概括您作品的风格：特征明显的人物性格、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干净利落的语言、真情洋溢的情感基调，不知道这样概括准不准确？或者说，在实际的创作中，您追求的是什么样的风格？

石：创作中题材的广泛是为了变换视角，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我们各阶层的人，在创作上也是尝试着换一种口味，就如同我们的胃口，同一道大餐吃多了，也有厌烦的时候，当然也是为了激发创作激情。但这种题材的变化和自己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我第一次转业后，当过公务员，干过电视编导，一切从生活出发，有了生活，有了感悟，自然就有了创作上的冲动。

在创作中刻意追求一种风格肯定会是失败的，应该说你适应什么样的风格。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决定了一个作家的风格。风格是在作家的创作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这是很深刻的哲学命题。对人来说性格即命运，这句话同样适合作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家的风格也是这样，说模糊点是天注定的。但主宰我们生活的是人而不是天。

栗：读您的小说相对比较轻松，我觉得这主要归因于您对语言的运用和流畅的结构安排，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处理二者与主题的关系？

石：我一直认为小说一定要好读，好读的小说并不是削弱思想。文学就是文学，不要给她强加上许多她承受不了的东西，比如哲学、文化等等。文学即人学，把人写透了，自然就有了百味人生。人生又是什么？任何一个哲学命题都是人生的命题。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探讨人的灵魂更深奥的东西了；而文学就是探讨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她和宗教不同的一点是，她演绎的是过程，而宗教告诉我们的是结果。把文学想透了，把人生想明白一些，就一知半解地知道文学应该往哪里去了，她要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了。所以，我一直以为，小说一定要好读，在好读中把你对生活和人的理解传达出来，仅此而已。

关于语言，我认为这是创作小说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得心应手了，你才能顺利完成任务。语言的修练也不是一日之功，通过语言能看出作家的追求、性格和功力。我对语言的追求就是平实、准确，努力丰富，尽可能地把你的感情传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