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探索的感觉（第2/4页）

“有一次，”西尔维娅告诉我，“你母亲闭上了眼睛。我以为她睡着了，于是把电视转到一个说西班牙语的频道。结果，她一下子就坐了起来，一副完全清醒却似乎十分困惑的模样。她对我说，‘他们说的话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那是个很吵闹的节目。因为完全听不懂那些声音，她还以为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接着，她又仔细看了眼屏幕，搞明白一切后，这才松了口气。她说，‘我知道了。我知道我为什么听不懂了，因为这是个西班牙语频道。’”

那天晚上在睡着之前，母亲问西尔维娅是否能“进去看看宝贝情况如何”。一开始，她只是偶尔流露出对父亲的关心；但几个月后，她就似乎更温柔，也更有保护欲了。

父亲回家后的第二年又开始出现尿路感染。以前在疗养院时，这个病便爆发过几次。那年12月，它再次复发，并迅速恶化。朱莉娅试图联系他的医生，却没成功。于是，她打电话给露辛达。在露辛达的建议下，她随即叫了救护车，将父亲送进医院。

朱莉娅说，他们抵达医院后，挂号处的那个女人并不怎么友好。

“她不想收治他。我提供了他的医保卡和医疗保险信息，她却看都不看一眼。这种事，我只在那家医院碰到过这一次。我不知道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只得不断地恳求她。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她问。

“‘因为他病了。’我说。

“‘你怎么知道他病了？’那女人说，‘他甚至连话都不会说。’”

“我气坏了！当时，他可就在她面前。‘婴儿也不会说话，’我对她说，‘但他们感到痛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终于，那个女人还是不情愿地收治了父亲。为他诊治的医生证实，朱莉娅的判断是正确的。

父亲在医院待了三四天。感染被控制住后，照顾他的医生告诉我，就他以往处理类似感染的经验和这次发病的严重性来看，他建议父亲最好在出院后，每周都接受一次尿液检查。他说，从此以后，这项检查应该成为长期例行检查，如果再出现感染迹象，就要立刻服用抗生素。

朱莉娅把父亲送进医院时，曾给父亲的医生留言。但我们都不知道她到底要过多久才能看到留言，从而前来看望他。朱莉娅说，她认为医生应该出城了，所以她很可能无法到医院探视他。

父亲一回家，我就给医生发了份传真，说明医院建议每周进行尿液检查的事。她回复说没问题。我告诉她，露辛达将会很乐意接收样本。她说，这样的安排“令人非常满意”。

然而，这一行动方案并非由她提出，而是来自另一位医生，让我备感困扰。我也很困惑，在知道父亲病史的情况下，她却没能赶在这次导致父亲入院的感染暴发之前提出类似建议。

又过了一年半，父亲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这一次，用来抑制他尿路感染的抗生素已经不起作用了。而他的私人医生又是好几天联系不上，她办公室里的人说她出差了。

麻省总医院的一位住院医师告诉我，这次感染导致的结果之一，将会引起心颤。（当时，他用的术语是“心房纤维颤动”。不过，他随即便用我能理解的词汇将其解释了一遍。）这名医生说，父亲的情况一旦稳定下来，就得立刻服用一种更新、药效更强的抗生素，以对抗会导致感染复发的耐药菌。

父亲出院回家的前一天，负责照顾他的那位老年医学专家告诉我，自从她回来后，就已经把与父亲身体状况有关的信息交给了露辛达。即便如此，医生不在之时，露辛达还是一直待在医院，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医生说，她决定开一种更强有力的药物。

写到这里，我得先停下来，好好谈谈我对这位老年医学专家的感觉。经他人的推荐，我才聘请这位医生照顾我的父亲。但首先应该正确认识到的是，身为波士顿地区医疗组的成员之一，她却总是在出城后把自己应尽的职责扔给其他同事。不过，我很清楚，父亲要是严重得必须入院，他还是能得到所需的治疗。

然而，无法与她长期保持联系，以及要跟她直接沟通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长时间的拖延都让我恼怒，更让西尔维娅和朱莉娅大为光火。[1]相比之下，我母亲的医生几乎是城里最忙，也最受欢迎的医生之一，却几乎总能迅速做出回应。西尔维娅认为母亲需要接受检查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比如，她腿有毛病，有时会肿得很厉害），我都会打电话给她的医生。更多时候，西尔维娅会亲自给他打电话。她说，如果他接到电话时很忙，也总会在当天离开办公室前给她回电话。

总之，他跟我父亲的这位医生完全不同。“我办公室有其他病人要处理……”即便这位医生回了电话，有时似乎也并未把西尔维娅的忧虑放在心上。比如，有一次，西尔维娅要求她在天气转冷时给父亲注射流感疫苗。这位医生却说她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还说她没有接到“疫苗供应”。西尔维娅的孩子和孙子刚刚注射了流感疫苗，所以她完全无法接受这套说辞。但她选择给我母亲的主治医生打电话，而不是继续浪费时间与这位医生纠缠。

“这是很有必要的。”母亲的主治医生建议西尔维娅道，“明天早上我办公室开门之前，就把他带来。”

他不能成为父亲的全职医生真是让我备感遗憾。但此事的关键在于，是西尔维娅的常识和足够灵敏的头脑才让父亲得到了必需的帮助。

跟父亲那位医生打交道期间，我还遇到一件更复杂的事情。出于种种原因，稍后我会做出更加详细的解释。简而言之，我拒绝签署一份名为DNR（《放弃抢救书》）的文件。对于我父亲这般年纪，以及处于他那种身体和大脑条件的人来说，大多数医疗保健代理人都会同意签署这种文件。我却坚持要求，只要父亲入院，就得“全力抢救”。我亲自跟父亲的那位医生强调过这点儿后，她似乎接受了这项策略，却依然告诉我，对于他这种情况的病人来说，这种做法“非常罕见”。让我烦恼的并非一位专门与老人打交道的医疗工作者觉得我的愿望非常罕见，甚至并不合适；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潜藏在表象之下的一切重大问题几乎都是以一种刻板的方式自动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