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二十五章 论学究气（第3/4页）

判断力不强，学问再高也无用[30]。

为了我们司法的利益，但愿人们能为那些法院提供既有高深学问 又有正确判断力的人。“人们不是为生活，而是为学校教育我们[31]。”然而，知识不应依附于思想，而应同它合二而一，不应用来浇洒思想，而应用来给它染色；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思想，使之变得完善，那就最好把它拋弃。拥有知识，却毫无本事，不知如何使用——还不如什么都没有学[32]——，那样的知识是一把危险的剑，会给它的主人带来麻烦和伤害。

也许，这就是世俗和神学不要求女子博学多才的缘故。也正因为如此，当让第五的儿子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33]听人提起他和苏格兰姑娘伊莎博的婚姻，说她受的教育很简单，没什么文化时，他回答说他会因此而更爰她，并且说，一个女人只要能分清丈夫的衬衣和外衣，就相当有学问了。

因此，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袓先对学问不甚重视，即使今天也只有国王的主要谋士们才偶尔博古通今时，就不必像有些人那样大惊小怪了。今天，只提倡通过法学、医学、数学和神学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如果丰富知识的目的不能使学问享有信誉，那么，你就会看到学问的处境会和从前一样凄惨。如果学问不能教会我们如何思想和行动，那真是莫大的遗憾！“自从出现了有学问的人，就再也没有正直的人了[34]。”

一个人如果不学会善良这门学问，那么，其他任何学问对他都是有害的。我刚才谈到的原因，是不是也和下面的事有关呢？在法国，学习的目的一般是为了谋生，有些人命好，不用靠赚钱生活，就致力于学问，但有的很快就放弃了（还没有尝到甜头，他们就转向与书本毫无关系的职业[35]），除这些人以外，只剩下那些境遇不好的人投身于学问，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而这些人，出于本性，也由于家庭的不良教育和影响，他们的思想不能真实地代表学问的成果。因为学问不是用来使没有思想的人有思想，使看不见的人看见的。学问的职责不是为瞎子提供视力，而是训练和矫正视力，但视力本身必须是徤康的，可以被训练的。学问是良药，但任何良药都可能变质，保持时间的长短要看药瓶的质量。视力好不一定视力正，因此，有些人看得见好事却不去做，看得见学问却不去用。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谈及的主要原则，就是按每个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无所不能，无所不为。腿瘸了不适合身体运动，心灵“瘸”了则不适合思想运动；杂种和庸人没有资格研究哲学。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鞋穿得不好，就会说那不是鞋匠才怪呢。同样，根据我们的经验，医生似乎往往比常人更不好好吃药，神学家更少忏悔，学者更少智慧。

从前，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36]说得好，哲学家会贻害听众，因为大部分人不善于从这样的说教中获益，而这种说教无益便是有害。“淫荡者出自亚里斯提卜学派，粗野者出自芝诺学[37]。”

下面要谈的教育方法，色诺芬认为是波斯人采用的方法。我们发现，波斯人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正如其他民族重视文化知识教育一样。柏拉图说，波斯人的太子为能继承王位，就是按这个方式接受教育的。太子呱呱落地，就交给国王身边最德高望重的太监而不是女人们看管。太监们负责把太子的身体训练得漂亮茁壮；过了七岁，就教他骑马和狩猎；到了十四岁，就被交到四个人手中，即国内最贤达的人、最公正的人、最节欲的人和最勇敢的人。第一个教他宗教信仰，第二个教他永远真诚，第三个教他控制欲望，第四个教他无所畏惧。

利库尔戈斯[38]的做法颇值得称颂。他治国有方，本人完美无缺，对孩子的教育极其关心，把这看作为他的主要职责，况且又是在缪斯文艺女神的家乡，但他很少谈论学说，似乎对那些除了美德对其他一切束缚不屑一顾的贵族青年，只须为他们提供教授勇敢、贤明和正义的老师就够了，用不着传授知识的先生。利库尔戈斯的做法，被桕拉图引进了他的法律中。波斯人的治学方式，是要学生对人及其行为发表看法，如果对这个人或这件事持批评或赞同的态度，就要说出理由，通过这个方式，共同来学习法律和提高判断力。色诺芬叙述了一件事：阿斯提亚格[39]要居鲁士叙述上课的内容，居鲁士说：“学校里，有一个大个子男孩穿了一件小大衣，他把这件小大衣给了他的一个小个子同学，并从小个子同学身上脱下那件比较大一些的宽袖外套穿在自己身上。先生让我对这事作出评判，我说，应让这件事维持下去，因为这对双方似乎更合适。先生指出我判得不对，因为我只停留在合不合适，然而首先要考虑公不公正，公正不容强夺别人的所有。”居鲁士还说，他为此挨了鞭打，就像我们在乡下读书忘了希腊文中“我打[40]”的不定过去时的变位形式时挨打的那祥。我的老师在让我相信他的学校可与居鲁士的学校相提并论之前，可能会用“褒贬法”给我一顿训斥。波斯人想走捷径。既然知识直接学来也只能教给我们贤明、廉洁和坚定，他们宁愿一上来就让孩子们直接去实践，不是通过听课来教育他们，而是让他们试着行动，不仅用箴言警句，而且主要通过实例和劳作生动活泼地教育和造就他们，使得知识不是他们思想的附属品，而成为思想的本质和习惯，不是一种习得物，而是一种自然的拥有。关于这个，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孩子们应该学什么，他回答应该学大人该做的事。”如果说这样的教育方式成果卓然，那是不会令人奇怪的。

有人说，要找修辞学家、画家和音乐家，得去希腊的其他城市，如要找立法者、法官和将领，那就去斯巴达。在雅典，人们学习如何说得好，在斯巴达，人们学习如何做得好；雅典人学习如何战胜某个诡辩的论证，不受藤蔓缠绕、似是而非的词语蒙骗，斯巴达人则学习摆脱欲望的诱惑，不怕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前者致力于说话，不断地操练语言，后者醉心于行动，不懈地锤炼心灵。因此，当安提帕特[41]向波斯人索要五十名儿童当人质时，他们的回答同我们可能的回答截然相反，宁愿让两倍的成人去当人质。他们这样做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认为让孩子当人质对国家的教育是个损失。阿格西劳斯邀请色诺芬送他的孩子们来斯巴达受教育时，不是为了学习修辞学或辩证法，而是为了学习最完美的学问，即服从和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