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前言 读蒙田（第4/5页）

他还是跨进了社会生活这个魔圈，他没有逃避。“我不希望人们不对自己承担的事情表示关注，为之奔走，费口舌，必要时流血流汗。”他多次被民众选为市长。“我愿人民得到最大的幸福，而且毫无疑问，如果情况允许，我会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服务。我为民众辛劳犹如为我自己。”既然他厌恶主宰，不管是主宰人还是被人主宰，那么他是如何应付社会生活的呢？他服从而并不喜欢服从，他发号施令而并不喜欢发号施令。他不会喜欢当君主，君主是孤独的。君主不算人，因为他不能忍受异议和反对。他不在生活，他在睡觉，因为一切都在他面前让步。但是狂热的服从也是丑陋的，而且是无用的：人们怎么会尊重一个把自己的身心全交出来的人呢？他既然能无条件地把自己奉献给某个主人，他也就能易主而事之。是的，必须拿定主意，而后接受一切后果。然而“公正的时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而我们又不应当过多地选择，否则你爱的就不是一种事业而是一个宗派。“我生性不轻易作过深的、内心的介入和保证。愤怒和仇恨超出了正当责任的范围，便是一种狂热，仅对那些并非完全从理智上忠于其职责者有用……不应当把源于个人利益和感情的尖酸刻薄叫作责任感（可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做），也不应当把背信弃义、阴险狡猾的行为称作勇敢。有的人将自己邪恶和粗暴的天性美其名曰热心，其实他们热心的不是事业，而是他们的一己私利；他们鼓动战争并非因为战争是正义的，而是为战争而战争。当我拥护一个党派时，我的义务感不会强到危及我的理智的程度”。我们可以为一个党派效力而同时又严厉地评判它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在敌人身上发现智慧和诚实，我们还可以在为一个党派效力的同时继续我们的社会生活。“我能参与一些公共事务而又丝毫不离开自我，我能为别人效劳而不丢掉自我”。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行为准则造就出来的是自由射手，而不是正规士兵。完全正确。蒙田也清楚这个道理。他可能头脑清醒地偶尔强迫自己说假话，但这不会成为他的习惯和生活。“谁若想根据我的性格用我，那么他最好交给我一些既严密又宽松、安排合理且时间不长的事情，即便要冒风脸，我也能效微薄之力。倘若这事费时费神，繁琐而微妙，需要耍手段，搞歪门邪道，那么他最好去找别人。”也许这话里含有几分轻蔑，但也可能蒙田要说的意思不止于此。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时，总仿佛这些问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仿佛我们在为自己的利益作选择的同时也在为全人类的利益作选择。那么假如他当时说的话是一种成见呢？蒙田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作某个党派的拥护者的。只有心甘情愿去干一件事才能干好。他不能故作清高。然而在党派之外他可以办更多的事而且办得更好。人们知道他是个既不说假话也不阿谀奉承的人，他的话便很有分量，这难道对他是无足轻重的吗?但他并不过分注重这一点，因而他行动起来便更自由。

对于蒙田，狂热意味着自我的死亡，因为狂热会使他离开自我，蒙田感到它们像死亡一样威胁着他。他试着向我们描写日后人们所谓的自由激情：他感到自己所珍惜的东西在那里受到威胁，于是坚决肯定了那种把他推向外部世界的自然冲动，他加入了人类的游戏。碰到这样的自由和勇气，激情乃至死亡都被转化了。战胜死亡的办法不是对死亡的默祷。“能让一个农夫或者整个民族在死去时如同哲学家一样坚定的理由才是最好的理由”，这些理由可以归结为一条，那就是：认清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的任务就在这世界上，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将始终担负着同样的任务。默祷死亡是虚伪的，因为那是一种忧郁沉闷的生活方式。蒙田在把他推向外部世界的冲动中——而且正因为他指出过这种冲动的随意性和冒险性—发现了对付死亡的良药。“我认为，死亡诚然是生命的终点，但不是生命的目的；死亡是生命的结束，生命的尽头，但不是生命的目标。生活的目的和意图应当是生活本身，对生活的正确研究就是研究如何调节自我，如何待人接物，如何互相容忍。本章的几项任务之一就是谈谈如何善于面对死亡，这是个轻松的问题，如果不是我们的恐惧心理使它变得沉重的话”。对待死亡和狂热激情的好办法不是回避，恰恰相反，是超越它，何况一切都促使我们这样做。他人威胁着我们的自由吗？可是“我们应当生活在活生生的人中间”。我们在人群中有失去自由的危险吗？可是没有冒险就没有真正的自由。行动和感情的瓜葛扰乱了我们的平静吗?可是“生命就是物质和躯体的运动，是其自身的本质的不完全而又无规则的行动。我努力按照生活的规律为其服务。”诅咒我们的生存状态是无意义的：生活中本就有好也有坏。

蒙田告诉我们说，医生曾劝他，乘船时用毛巾捆住头，以便克服晕船。“我根本没作这种尝试，”他说，“因为我一向只和自己身上的缺点作斗争，并依靠自己战胜它们。”蒙田的全部道德观念便是基于一种自豪的冲动，出于这种冲动，他决心把握角自己那不安定的生活，因为除了生活，其他一切都没意义。在朝着自我绕了一个弯儿以后，一切重又显得美好了。他常说他宁愿死在马背上，而不愿死在床上。这并非因为他指望靠武士的怒火给自己助威，而是因为他在事物中既发现了威胁，也发现了藉以获得成功的手段。他看到了把他和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双重纽带。他看到无需在自我和事物之间作选择。自我不很认真，自我不喜欢受约束。然而“世上只有蠢驴才那么肯定、坚决，那么目空一切，喜欢默想，那么一本正经……”正是无条件的自由使人能接受绝对的羁绊。蒙田这样描述自己：“我一向慎于许诺，结果我想我兑现的比我许诺的和欠下的要多。”他曾经寻找做一个既爱讽刺挖苦而又严肃认真，既自由又忠诚的人的奥秘，也许他找到了这个奥秘。

莫里斯·梅尔洛-朋蒂

[1] 德马德斯（公元前384—前320），雅典演说家，政治家。

[2] 德尔斐：古希腊城市，建有阿波罗神庙和最有名的降示神殿。

[3] “倘若我的思想能稳定下来，我就不探索自己，而是总结自己了，然面它始终处于学习和试验的阶段。”（下卷，第二章）

[4] “……看那张在最甜蜜的爱情作用下充满狂暴和残忍的面孔，还有在干如此疯狂的举动时表现的庄重、严肃和沉醉……无上的快感犹如痛苦一样使人全身僵直，发出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