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九章 论虚妄（第4/20页）

促我走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同我国当前的世风格格不入。从公众损失着眼，我对国内道德败坏的忧虑也许容易得到缓解。

在比铁器时代更坏的世纪，

连大自然本身都找不出名称和材料

给世纪的罪恶下定义[31]。

——尤维那尔

但从我个人的角度，不行。我对这一切太难于忍受。因为在我的周围，在一个无法控制局面的国家，我们会很快被肆虐多年的内战催老，

正义与非正义交织其间[32]，

——维吉尔

事实上这样的局面能延续下去都是奇迹。

大家耕地却全副武装，时刻想

以掠夺为生，再去抢[33]。

——维吉尔

其实我从我们的例子看出，社会上人人都不惜代价互相依存，互相拼凑。无论将他们放在什么位置，他们都会动来动去，挤来挤去，压来压去，互相调整，就像连结欠佳的物体被胡乱放进口袋之后，它们会自动找出办法互相衔接，各自找到位置，往往比人工安排更为合适。菲力普国王找了一大批他能找到的最邪恶最不可救药的人，让他们全部住进他命人为这些人建造的城市，这城市就以他们而命名[34]。我认为这些人以恶行本身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和一个对他们合适而公正的社会。

我看见的不是一种、三种或一百种行为，而是根深蒂固的习俗，这种习俗是如此之畸形——在不人道不忠实方面尤为畸形，而我认为不人道不忠实乃恶行之最——，因此我一想到这些习俗便没有勇气不感到憎恶；而且我对它们感到惊叹的程度几乎与我诅咒它们的程度相同。这种显著的恶的练习标志着魄力和精神力量，也标志着同等分量的错乱和谬误。必要性组成人群，聚合人群。偶然的拼凑随后便成为法律，因为有些法律之残酷是不可能产生于任何人类主张的，而它们的主要部分却与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可能制订的法律同样健在而且同样长寿。

其实，所有关于政体的由人工虚构的描述都是荒谬的，而且不可能付诸实施。那些关于社会最佳形式以及最易束缚我们的规章制度的长期大争论都只适于我们锻炼头脑；同样，艺术上有许多主题其本质也在于吵闹和争论，除此之外便毫无生气。对政体的那种描绘可能适用于某个新世界，然而我们谈的是业已承担义务的，业已养成某些习惯的人群，我们不能像庇拉或伽德缪一样使大地重新产生人[35]。无论我们有权用什么方法纠正人们的错误，使他们重新规矩起来，我们总不能打破我们绝不能打破的习惯再造他们。有人问索隆他是否给雅典人制定了他所能制定的最好的法律。“是的，”他回答说，“我制定了他们可能接受的法律[36]。”

瓦罗也以这样的方式辩解说，“如果他写宗教文章能够有什么新意，他会说出他相信的东西，然而宗教既已形成而且已被认可，他只好更多按习惯更少按自然说活[37]。”

不必靠主张，事实上各个民族最优秀的政体乃是该民族能赖以生存的政体。政体的根本形式和适应性取决于它的实用性。我们自然不喜欢目前的状况，然而我认为，希望在人民作主的国家由少数人发号施令，或在君主专制国家实行另一种政体，那都是邪恶，是荒唐。

照国家的原样爱国家吧：

是王国，就爱君主政体；

少数人统治，或共同管辖

都必爱，因是上帝创造了它[38]。

——德·庇布拉克

善良的庇布拉克先生就是这样谈政体的，我们不久前失去了这位人格高尚、见解正确、作风温和的精英，他的逝世，加上保尔·德·富瓦先生[39]的同时亡故，给我们王国带来了重大损失。我不知道在法国是否还有哪两位人士给国王们出主意能在诚恳和充分上替代这两位加斯科尼人。他们是各具异彩的精英，当然，就本世纪而言，是表现形式不同的罕见的卓越人物。那么是谁把他们安排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使他们与当前的腐败和战争风云如此格格不入？

没有什么东西能像革新那样使一个国家不堪重负：唯有变革会形成不公正和暴虐。什么东西散架了，人还可以去支撑：我们可以抗争，使一切事物的天然变质和腐败不至让我们离开我们的基础和本原太远。然而着手重铸这样的庞然大物并从根基上改变如此高大的建筑，这是让清洗污垢的人抛弃弄脏的东西，让想改掉个别错误的人引起普遍的混乱，让想治病的人导致死亡，“不大希望改变政府却更愿意摧毁政府[40]。”社会已无力自我痊愈；它对逼迫它的一切如此之不耐烦，便只图摆脱那一切而不顾及为此付出的代价。成百上千的先例使我们看到，社会的痊愈通常会使社会作出牺牲。清除当前的疾患如果不改善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状况，那不算痊愈。

外科医生的目的并非使坏肉死亡，而只是对坏肉进行治疗。外科医生看得更远，他不仅使原有的肉获得新生，而且使坏肉恢复到它应有的状态。谁只想清除折磨他的东西，那是短见，因为不一定是好的接替坏的，可能会有别的病痛接踵而来，而且更严重，就像谋杀凯撤的人遇到的情况[41]，他们把公众事务当筹码，到头来便后悔参与了那些事。此后许多人都有同样的遭遇，直到近几个世纪。与我同时代的法国人非常清楚该如何思考这些问题。所有大的变化都会动摇国家并使国家发生混乱。

谁直接以治愈国家为追求目标并在着手行动之前去咨询别人，其参与的热情会自然大减。帕库维尤斯·卡拉维尤斯曾以显著的范例纠正了这种办法的弊端[42]。他的同胞曾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长官。他，一位卡普瓦城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有一天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元老院的议员们全部关进宫里，随后去广场召集百姓，对他们说，他们向长期压迫他们的暴君们复仇的日子到了，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报仇，现在只有手无寸铁的暴君们在那里任他们处置。大家同意抽签让议员们一个接一个走出来，每个人都个别接受命令。对被宣布死刑的人可以立即执行，条件是他们得立即提出一个好人的名字以代替判处死刑的人，以免职位空缺。可是人们刚听见一个议员的名字便不满声四起，并群起而攻之。“我明白，”帕库维尤斯说，“必须撤掉这个人：他是恶人。让我们换个好人吧。”紧接着是一片静默，所有的人都感到难以选择；谁放肆说出自己心目中的人，一出口，拒绝的声浪便压过他的声音，短处不胜枚举，正好是摒弃他的理由。互相矛盾的情绪激烈起来了，提出的第二个议员情况更不妙，第三个亦复如是。选择中，争吵不休与合伙拒绝齐头并进。在一片混乱之下白白劳累多时之后，大家开始东一个西一个逐渐逃离集会，人人在心里都果断判定，老的熟悉的坏处永远比近的未经历过的坏处易于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