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宏

1951-

赵丽宏，上海崇明人，中国当代散文作家、诗人。有《诗魂》、《爱在人间》、《人生遐想》等多种散文集行世。

死之余响

有些情绪，用文字是很难描绘出来的，即便是语言大师，恐怕也未必能随心所欲，把所有的情绪都真实而又形象地记录下来。我很钦佩作曲家，他们手中掌握的音符的表现力，远在文字之上，有时候文字只能状其皮毛，音乐却可以揭示内核，把复杂情绪的波动、回旋、变化、撞击奇妙地再现出来。这是由内而外的再现，有如泉水从曲折的岩洞中喷涌而出。当水花晶莹地四溅时，人们听到了水石相叩的丰富的音响，每个瞬间的音响都不会重复，它们由远而近，由微弱的呜咽发展成浊重的轰鸣，你可以从中想象水流的经历，想象那岩洞的逶迤窄暗，想象清澈的泉水在冲出幽禁黑暗之后的狂喜……这一切，你是听到的而不是看到的，是音乐给了你具体而又真切的联想。

譬如死，这是人人都必须经历的人生一课。这是一个休止符，生命的乐章到这里便戛然而止了，从此以后，所有的一切都消失，没有声音，没有色彩，只有谁也无法体会的无尽的黑暗和无底的深渊。很多作家写过死，描绘得很具体，渲染得有声有色，对于没有经历过死的读者们来说，大概也无所谓不真实。不过总会有疑问产生，我少年时代读小说时，便常常这样自问：“真是如此么？写书的人自己没有死过，怎么会知道死者死时的感受呢？”结论是：都是编出来的。后来听到了法国作曲家圣桑的《死之舞蹈》，我的灵魂却受到了震动。这位曾经写过许多优美的小夜曲的音乐大师，居然用音符为死神画了一幅活动的肖像。在沉重而怪诞的旋律中，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飘然起舞的黑影，那舞姿僵硬拙笨，每一次摇晃都展示着凶兆。他也伏地扭动，痛苦万状地扭动，白骨和白骨在扭动中碰得格格作响。黑影愈舞愈疯狂，终于被一阵风暴撕裂，裂成千千万万块碎片，如同一群黑色的乌鸦，沉默着展翅朝天空飞去。它们占据了天空，并且放声歌唱了，歌声并不是世间乌鸦那种令人心烦的聒噪，而是优美平静的叹息，像深秋的寒雨，一滴一滴疏朗而又均匀地落下来，落在遍地黄叶的原野上，激起悠长无尽的，激动人心的回声……

圣桑为我描绘的死神并不可怕，也不可憎，倒有点令人神往，其中有一种浪漫美妙的诗意。这和世人闻之色变的那个死神完全是两码事。唉，圣桑写《死之舞蹈》时毕竟也是个会说会笑的大活人，和作家们一样，他也未曾尝过死的滋味。也许，用一张黑纸或者一盘无声的磁带来描绘死神更好，在冥冥之中，无形的死神默默地跳着谁也看不见的舞，无法预料他将在哪一个男人或哪一个女人的身边停下脚步……

愈是神秘莫测的东西，愈是吸引人的注意力，这大概也是人类高明于其他生物的特点之一。死，作为一种必然的生理归宿，使很多人望而生畏，没有多少人乐意把自己的名字和这个动词连在一起；然而作为一种话题，死，却总是受人欢迎的，用悲伤、哀悼、同情、惋惜或者幸灾乐祸的语言谈论别人的死，可以消磨那些寂寞的时光。

我很难忘记我在旅途中的一次关于死的闲谈。那是几年前在南方某地的一个小旅馆中，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同室的四个人相对而坐，一起看着窗外寂寥的夜色默不作声，气氛很有些尴尬。中国的小旅馆习惯了把素不相识的人硬塞到一间屋子里作伴，于是那些生性腼腆孤僻的人便有罪可受了。好在同室的别外三位都是走南闯北惯了的小旅馆常客，很快便找到话题打破了尴尬的局面。话题是缤纷的，古今中外，天南海北，那几位似乎都想炫耀一下自己的见识。但他们的话题引不起我的兴趣。这时，门外旅馆女服务员的一只半导体收音机里突然大声放起了音乐，正巧，是圣桑的《死之舞蹈》。音乐不客气地从门缝里钻出来，几乎淹没那几位兴致勃勃的声音。

“倒霉，放这种死人音乐！”

睡在我对面的一个中年人忿忿地嚷了一声。他的抱怨使我大感兴趣，我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曲子？”

“知道，是《死人跳舞》。”中年人不假思索地回答后，又补充道，“那是听我的一个邻居说的，他是个医生，不知为什么老喜欢听这号小曲，知道这曲儿叫《死人跳舞》后，我一听见它心里就发毛，背心里直起鸡皮疙瘩。为啥？这曲儿让我想起‘文革’中那些个跳楼自杀的人。”

“你见过跳楼的人？”另一位房客插进来问道。

“见过！离我家不远有一幢大楼，人称自杀大楼，‘文革’中有十几个人从这楼上跳下来。我亲眼就看见了四个。有一个老人摔折了腿骨，白花花的骨头从脚弯里戳出来，戳穿了裤腿，老人还没断气，手指还一颤一颤往地里抠。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挤得人山人海，就是没有人来救他，眼看着他躺在地上死过去。看热闹的都说这老头准是畏罪自杀，可等收尸的把老人抬起来时，他的手心里飘下一张白纸来，纸上是三个血写的字：我无罪。听说这老人是个教师，教了一辈子书，真惨了。还有个年轻轻的女人，也不知道是干啥的，半夜里从楼上跳下来，摔破了脑壳，脑浆整个飞出来，溅得满地都是……”

中年人声音幽下来，再也不往下说。过好久，才有人打破了沉默：“唉，真作孽！‘文革’中自杀的人太多了，我也见过好几个，有服毒的，有投河的，有吸煤气的，也有吊死的。我们那里的一所医院里有个老中医，挺出名的，外省的人都来找他治病，‘文革’一开始，他就变成了特务，天天戴高帽子游街，老医生活不下去了，自杀啦……”

“怎么自杀的？”

“是服毒的吧？他是医生嘛！”

“不，是用衬衫把自己勒死的。他被关起来隔离审查，哪里找得到毒药，连裤带也被收了去。夜深人静后，他脱下衬衫，撕成一条一条，搓成一根绳子，绳子一头系在床架上，一头套在脖子上，两只脚也无法悬空，不知怎么就自己把自己勒死了。”

“唉，说起上吊，我在‘文革’头一年见到过两个上吊自杀的人，那场面才叫壮观。也是老人，两个，一对老夫妻，男的八十三岁，是一位著名技术权威，从前一家老小都在美国和加拿大，解放后，他带着老婆回国参加建设来了，把儿女都撂在了国外。‘文革’一开始就搞到了他头上。抄家抄了三天三夜，财产家具整整运走了八大卡车。那帮抄家的爷儿们也实在缺德，从箱子里翻出儿女们从国外带给老两口的寿衣，硬逼他们穿上，大伏天，穿着厚厚的大袍大褂，人不人鬼不鬼的，满身大汗地被牵着游斗。小孩子跟在后面朝他们身上扔西红柿皮、煤球灰。几个钟点游斗下来，老夫妻俩全瘫了。你想，你们受的西方教育，一直被人敬重，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屈辱。他们住宅的窗户面对着一条最热闹的大马路，第二天早晨，这条马路交通堵塞了，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拥到这条马路上来看热闹。看什么？看两个上吊自杀的人！这对老夫妻想得绝了，打开了窗户，把绳索系在窗框上，然后将绳索套在颈脖上往窗外跳，这样人就悬挂在窗外了。老夫妻俩身穿着宽大挺刮的寿衣，双双悬挂在大马路上空，就像两面迎风飘扬的黑旗。这场面，我死也忘不了。成千上万人站在下面抬头向上看，谁也不敢大声说话，只听见一片轻轻的啧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