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国家的真正强盛（第2/2页）

附带说明一点，一个国家有一些法律和惯例，在进行战争前他们就能获得一些正当的理由（或者借口）。因为正义感深深印在人的本性中，他们不会投入一场引起许多灾难的战争，倒会为了一些细小的猜疑、原因或口角而争斗。土耳其人打仗有一个现成的口实，那就是传布他们的法律和宗教，随时都可以挑起争端。罗马人将帝国疆域的扩大归功于他们将军的荣誉，但是他们并不光是为了将军的荣誉而发动战争的。

因此，那些自称强大的国家，首先要记住这点，别的国家对自己的边境居民、过境商人或外交使节有什么侵犯的话，要十分敏感，对挑衅的行为也不能坐视太久。其次要记住做好准备，随时援助或救济盟国，罗马人一直是这么做的。即使盟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有防御盟约，这个盟国受到侵犯向几个国家求援，罗马人总是首先赶到，不让其他国家抢去这个荣誉。至于古代那些为了维护某一党派，或者为了心照不宣的三个阶层的一致而进行的战争，我就看不出他们是如何找到正当理由的。罗马人是为了希腊的自由而和马其顿作战的（公元前210年，罗马在要求马其顿停止对希腊的敌对行动被拒后，向马其顿宣战，并于公元前197年击败马其顿军队。）；斯巴达人是为了建立或推翻民主政权或寡头统治，而进行了一系列战争；有的战争是外国人发动的，借口是为了正义，或者为了保护或解救另一国的百姓，让他们摆脱专制的压迫。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想成为强国的国家，时刻关注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自然不用多说。

不运动，身体就不会健康，自然的机体也好，政治体制也好，同样如此。对于一个君主国或共和国来说，一场正义的光荣的战争，无疑就是真正的运动。内战确实像是生病发烧，而对外战争就像是运动产生的热度，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因为在懒散的和平中，双方的斗志都会下降，因此败坏风气。但是，不管百姓是否幸福，国家的强大，多半还是取决于军事，取决于一支有作战经验的军队（尽管那是一件很花钱的事）随时待命，它在邻近的国家中能普遍地发号施令，或至少有这样的名声。我们清楚地看到西班牙就是如此，它在这里那里都长期驻有作战经验丰富的军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了。

海上的霸主就好像是一个君主的缩影。西塞罗给阿提克斯的信中提到庞培准备跟恺撒交战时说：“庞培的策略就如同特米斯托克利的策略，他认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公元前49—前47年，庞培跟恺撒争雄。庞培的军队，尤其是海军，强于恺撒的，但庞培错失良机，反为恺撒所败。西塞罗属庞培一党，他与阿提克斯的通信成为古代欧洲文学中的珍品。）无疑，后来庞培出于虚荣而狂妄自信，没有采取这个办法让恺撒疲于奔命，可见海战的巨大作用。阿克兴（希腊西部的一个海角。）海战决定了罗马帝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勒潘托（希腊西部的一个海峡。）海战终止了土耳其的扩张。这种例子还很多，都是海战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当然最后下令停止战争的还是君主或国家。但是这一点非常确定，控制了海洋，战争规模大小的决定权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控制。对今日欧洲各国来说，海上力量的强大确实是一种优势（这也是我们大英帝国得天独厚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欧洲帝国不光是内陆国，它们大多数疆域都为海洋包围；另一方面，东西印度的大部分财富，也只有掌握了海上控制权才能取得。

在老一代，战争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是光荣和荣誉，与这相比，近代的战争似乎都在偷偷摸摸地进行。现在为了鼓舞士气，只授予一些骑士的爵位或勋章，然而授勋也非常紊乱，军人和非军人都能得到。此外，还有一些阵亡将士的纪念碑，一些伤残军人的医院等等。但在古代，有竖立在决胜地的胜利纪念碑，有献给阵亡将士的追悼词和墓碑，有献给个人的胜利花冠和花环，有将士归来的凯旋式，有遣散军人的赏赐和捐赠，这些都能激起人们的尚武精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人的凯旋式，不光是因为它的队列非常壮观，浩浩荡荡，还因为它是一种聪明和高尚的创举。其中包括三重意义：给将领带来荣誉，给国库带来战利品，给军队带来赏赐。把这种荣誉归于君主并不合适，除非君主或他们的儿子确实受之无愧。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罗马的皇帝确实霸占了胜利的果实，将功勋归于他们和他们的儿子，战争所得也都划归他们名下，而赢得这场战争的臣民，只有将领得到一些锦袍和象征胜利的东西。

总之，如同《圣经》所说：“仅凭思考不能使身材增长一寸。”（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27节。）人体的大小还是这个模样。但就王国和共和国的结构来说，君主和当权者有能力把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加辽阔、更加伟大。只要引进我们已经论及的法令法规和习惯的做法，便能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播下强盛的种子。不过这种事情一般不会受到关注，只能留待以后的机遇和巧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