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昆明五华书院及无锡江南大学（第3/4页）

惟论中国历史，远溯之先秦，孔孟讲学，岂不皆由私人。汉武帝时，已有国立大学，各郡亦有公立学校。然自经学有今古文之分，私家讲学尤为社会所重视。宋代书院兴起，私家讲学其地位声势均在国立公立学校之上。盖因西方政教分，中国则道统尤在政统之上，故教育权当操自社会下层，不当操自政府上层，此为东西双方所同。惟普鲁士提倡国民教育，事势特然，但亦仅限于中小学。至大学则仍不由政府掌握。若论中国，则家塾党庠自汉代已遍国皆是，所教皆以修身为本，知修身即知重名不重利，重公不重私，此可称为乃是一种人文教育，于今效西化之所谓国民教育又微有辨。果论中国社会之文化传统，心理积习，实皆自私塾奠其基。此层乃不可不深切注意者。

晚清以下，群呼教育救国，无锡一县最先起。其时学校则多属私立。余之始任教于中学，为厦门之集美，亦由南洋侨商陈嘉庚兄弟，海外经商赢利，乃返家乡创办。为当时私家兴学之最负盛名者。其后陈嘉庚又独资创办厦门大学，则其事犹远在荣氏办江南大学以前，有一世三十年之久。集美之有陈嘉庚，则犹荣巷之有荣德生也。其时上海浦东有杨斯盛，毁家兴学。山东有武训，以乞丐兴学。全国风起云涌，类此之例，恐尚多有，难于??缕以举。

余至香港，曾游新加坡马来亚。其地侨商，率重两事。一曰创建同乡会，乡人只身偷渡而来，皆由同乡会援助，得以成家立业。次曰兴办学校，皆侨商私立，远自上海聘江浙人来任教。故使此诸地迄今仍有一中国社会之存在。如辜鸿铭，即出生于槟榔屿，自幼读书于英国小学，长而游学英伦，然乃终以宣扬中国文化蜚声中外。又如孙中山先生，亦受学于香港，而终成为开创民国之第一伟人。此等皆当归功于中国社会之文化传统与其心理积习之一种无形潜势力有以致之。果使民国以来，中央政府知此深义，于私家兴学善加诱导，多予褒扬，则闻风兴起，全国慕效，诚指顾间事。乃不此之图，学校必国家公立，无锡如俟实东林两校，毁后重建，皆改为公立。而私立学校地位又必屈抑在公立之下。更有甚者，外国教会来内地办学，其地位亦必在本国社会私立之上。如北平有燕京大学，南京有金陵大学，苏州有东吴大学，凡属教会大学，其声气亦必高。中小学亦然。而更甚者，则有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明白昌言，中国之有大学必确然自北京大学始。"二十五史"所载历代国立太学皆摈不得列于大学之林。此诚无法解说者。

又清末民初，南通有张謇季直，亦兴办实业，提倡新学校，一时南通与无锡媲美竞秀，有全国两模范县之称。此亦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心理积习中所宜有。从来名宦大臣，退老居乡，多知恭敬桑梓，敬宗恤族，于地方有贡献。乃清末一辈自居为遗老者，率皆蛰居上海天津租界中作寓公，不问世事。其时军阀割据，拥兵自强，倘有地方贤达告其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兴学校办实业，亦未尝无人肯听从其言者，乃惜乎亦默不一闻。可知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尤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亦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实业界皆为资本家，为人类之毒害。即如陈嘉庚亦转向左倾，慕为一前进分子。余自交荣德生，深稳其为人，乃不禁驰想至此。后余在香港闻德生竟以饿死，亦良堪悼念矣。

又有侯保三，亦继杨范之创办俟实学堂后以私人兴学名闻全国。陈嘉庚兄弟在厦门集美初创办小学，即聘保三为校长。余去集美，当年小学建筑尚保留存在。及余来江南大学，保三尚健在，常与余于梅园品茗长谈。余亲对乡里前辈每不胜其敬仰之思。但余至香港，亦不闻其下落矣。

七

江南大学初上课，忘其为何事，学生欲结队赴京请愿。此等学生皆初自中学来，即已如此意气嚣张，诚不可解。余任文学院长职，集大会尽力劝诫，意气稍戢，但终不肯已，乃改派小队赴京，学校仍照常上课。然此后学校风潮终于时起，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

余之院长办公室在楼上，窗外远眺，太湖即在目前。下午无事，常一人至湖边村里，雇一小船荡漾湖中。每一小时花钱七毛，任其所至，经两三小时始返。自荣巷至学校，沿途乡民各筑小泊，养鱼为业，漫步岸上，上天下水，幽闲无极。余笔其遐想，成《湖上闲思录》一书。又据马其昶《庄子注》原本，遍诵《庄子》各家注，以五色笔添注其上，眉端行间皆满，久而成《庄子纂笺》一书。自为之序曰，《庄子》乱世之书也。身居乱世，乃注此书自消遣，是亦可知余当时之心情矣。

其时有旧在成都从余之数学生皆江浙籍。胜利回来，闻余在江南大学，重来从余，同居荣巷楼上。余适应上海某书肆约，为选四部旧籍人人最先必读者数十种，一一为加新标点，即由诸生分任。遇疑难处，由余为之决定。俟标点毕，余拟撰一《中国历史新编》，已先定目录，如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等，共二十余类。由诸生从余指定书籍中，分头从事钞集资料，而由余总其成。此项经费亦由某书肆担任。惜标点古籍名著毕，时事日非，此稿未能着手。所标点之各书，某书肆亦未能付印出版，诸生亦散去，卒为余在江南大学时浪费精神之一事。

八

其时汤锡予赴美国哈佛讲学归，特来访。告余，倘返北平，恐时事不稳，未可定居。中央研究院已迁至南京，有意招之，锡予不欲往。彼居江南大学数日，畅游太湖、鼋头渚、梅园诸胜，其意似颇欲转来任教。然其时适在秋季始业后不久，余告以此校初创，规模简陋，添新人选，须到学年终了，始能动议。劝其且暂返北平。不意时局速变，初谓一时小别，乃竟成永诀。闻北平易守，中央派飞机赴北平接人，有锡予夫妇名，但锡予夫妇不愿离其子女。时适有戚属一女，肄业辅仁大学，锡予促其顶名行，仓促间足上犹穿溜冰鞋，遽赴机场，得至南京。后在台北告人如此。回念老友，追想何极。最近闻人言，锡予乃以自杀死，但未审其景况之详。执笔悼痛，慨何堪言。

又一日，昆明于乃仁来访，余与偕游鼋头渚，宿渚上无锡旅馆。越两宵，乃仁犹流连不忍离去，遂再宿一宵。夜坐室外廊上，遥望湖色，对坐长谈，乃仁手握纸烟连吸不已。余自后宅小学戒吸纸烟，相距已三十年，在昆明尤爱其长筒水烟管，但卒未破戒。至是乃情不自禁，向之索一烟卷相偕同吸。由此夕始，烟戒遂破，至今又已三十年矣。怀念当时情况，亦犹在目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