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古塔（第4/4页）

在这方面，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所起的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族，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留良（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

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但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著”。那么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面对这个问题，我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六

我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成了许多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

不。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

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让磨难超越基本的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

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害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離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可以一变再变，甚至终身陷于囹圄，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这正像有的人，不管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

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

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又终究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

点评一：

流放，作者又为我们触摸了大清帝国一个令人尴尬的部位。揭露鞭挞暴戾的统治者只是一个引子，作者要礼赞那些承受屈辱的文化人。他看重的是文明传播的价值，他在文化人前面加上“高贵”这样的修饰词。（老愚）

点评二：

黑龙江宁古塔，清朝流放之地。大规模的流放，是对生命和文明的摧残。作为流放的副产品，它很可能锻造高贵心灵，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化育流放地风俗。（马策）

点评三：

在此地，生命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和空间。在经历了剧烈的创痛与无情的挤压之后，流放的文人在陌生而荒芜的土地上重拾生活的欲念。他们开始吟诗，开始传递友情，开始拂去心灵的垢与阴霾，继而他们教书，他们传授佛法，他们教授耕作与商贾之法，以强烈的实证意识进行着文化的考察，全方位地推动着这块土地走向文明。于是，他们由可怜的流放者变为可敬的拓荒者。生命因苦难屈辱而蜕变，生命因播扬文明的火种而高贵。

尽管流放这种人生际遇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中也多有铺陈与渲染，但对生存灾难的呈示远非文章的终极目标，满腹满腔的冤屈、漫漫无际的孤独，并没有让流放的生命放慢或停止执著前行的步履，生命的长度、韧度、硬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文明的艰难进化，这份由苦难而滋生出的高贵，才是作者双目的聚焦点和笔管的着力点。因了这种轻重取舍，使本文走离了一般性的欷歔喟叹的框束，在完成对文化灵魂由流放到复苏的探访的同时，闪烁着不灭的理性光芒。（傅应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