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劝慰了她们艰难的旅程

车子开动　大地随落日

轻轻摇晃

此时　车厢里恢复了渔网般的喧闹

我看到小站站长　和他那

岁月模糊的脸

我终于能够理解　他对这世界的憎与爱

我就坐在这群人中间

却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

——《去河南》（节选）

朵　渔

原名高照亮，1973年4月生于山东单县。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年参与发起成立“下半身”诗歌运动。著有诗集《暗街》、《高原上》、《追蝴蝶》等，文史随笔集《史间道》、《禅机》、《十张脸》等。现居天津。

因为写些被称为“诗歌”的东西，内心存留着几乎所有写作者都具有的那么一点点自骄和自恋，更由于写作是一种持续性的时间和智力的较量，因此，我很少认可同龄人的写作。朵渔是少数几个例外者之一。

我和朵渔只见过一面，2000年8月中旬，在西安，诗人黄海担任总策划的一家青少年杂志夏令营邀请我们去担任指导老师。我们是失职的，自顾自地把“指导”的重任塞给了评论家谭五昌后，便与伊沙、秦巴子、沈奇、耿翔等西安诗人轮流喝酒。起初朵渔总是推说肝不好，不能多喝，后来见大伙喝得痛快，也就把医生的忠告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以至于回到天津后旧病复发，时断时续地被病痛拖累了两年。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常感愧疚——如没有我的插科打诨，依朵渔的沉静，应该能够把握住自己。而很快，我的自私战胜了自责：和朋友谈起朵渔时，我总是表现得和他熟悉得像老友，“那一年他和我在西安喝了几天酒，后来在床上躺了两年！”我很夸张地说。

一

认真地说，是朵渔的诗歌让我死心塌地地把他当“老朋友”。而我和朵渔见面之前没有读过他任何一首诗，在一家民间诗报上看到他的名字时还挺纳闷：竟然还有姓朵的，是什么民族呢？后来才知道他姓高，名字很没“诗意”，很有诗意的“朵渔”只是笔名。在西安时，正好一个朋友赞助朵渔出版的诗集《重力使一切向下》刚刚出厂，夏令营散营前的那个下午，印刷厂厂长带着数十本尚散发着油墨香的诗集赶到了饭店，我趁开饭前浏览了一些篇什。几分钟的阅读加深了我对朵渔的印象，我读到了《河流的终点》：

我关心的不是每一条河流

她们的初潮、涨潮，她们的出身、家谱

我关心的不是她们身形的胖瘦，她们

长满了栗子树的两岸

我不关心有几座水泥桥跨越了她们的身体

我不关心她们胃里的鱼虾的命运

我关心的不是河流的冰期、汛期

她们肯定都有自己的安排

我关心的不是她们曾吞没了几个戏水的顽童

和投河而去的村妇

她们容纳了多少生活的泥沙

这些，我不要关心

我关心的是河流的终点。她们

就这么流啊流啊，总有一个地方接纳了

她们疲惫的身躯，总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劝慰了她们艰难的旅程。比如我记忆里的

一条河流，她流到我的故乡时

已老态龙钟，在宽大的河床面前

进进退退，欲走

还休

我想，那本诗集，有这么一首诗就足够了，诗歌中沉静、自足的氛围没有谁能够阻拒。那是一种对土地和人性的感激，里面包含着隐忍的美和沉痛。后来，我只要一想起朵渔，就会想起《河流的终点》，想起“戏水的顽童和投河而去的村妇”，他们亲切如我的亲人。我还做了多次这首诗的宣传员，不仅向朋友推荐，还两次把它输入电脑并张贴到网上。2002年夏天，“扬子鳄”论坛因为我的一首幼稚的《内心的河流》而兴起一股“河流诗”热潮，大约七十位诗人张贴了与河流有关的诗歌，而这些诗里，让我无条件认同的只有《河流的终点》和美国黑人诗人休斯的名作《黑人谈河流》。后来，由于《诗选刊》编辑赵丽华的介入，这些诗构成了《诗选刊》第8期的“河流诗专辑”。更奇妙的是，一个听到“下半身”就来气的评论家朋友在读了《河流的终点》后，竟然一反常态，问我借了朵渔的诗集和两本《下半身》去读了两个月。

《河流的终点》奠定了朵渔在同龄诗人中的突出地位。无论后来他的创作有了多大的变化，我坚信，最终为他赢得尊敬的一定有《河流的终点》的功劳。在我所接触到的朵渔这一风格的作品中，能够与之媲美的大约只有《高原上》：

当狮子抖动全身的月光，漫步在

黄叶枯草间，我的泪流下来。并不是感动

而是一种深深的惊恐

来自那个高度，那辉煌的色彩，忧郁的眼神

和孤傲的心

人在“力”面前的种种微妙的思绪只用了短短五行便完美地传达出来，真是风光无限。

《高原上》与《河流的终点》体现出了朵渔诗艺中正统的一面，也是有望成为“宗师”而不是“教主”的一面。如果朵渔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他可能收获很多世俗上的果实。但是朵渔没有，2001年以后，他渐渐地将自己改变，诗歌主题在往“身体”移动，写了不少被某些诗人称道的作品，但大多数不为我所喜欢。朵渔骨子里就不是一个适合调侃、戏谑、高声喧哗的人，他应该平静、内敛，从身体缩回到心脏。“下半身”写作是一壶酒，虽刺激而诱人，却不大适合朵渔这类不胜酒力的人，因此最好浅尝辄止，否则会再次“伤肝”。

但“伤肝”也并非一无是处，在一封邮件里，朵渔这样写道：“那次西安之行后，我时断时续病了两年。这两年让我安静下来，但也同时更理解了身体对一个写作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从生病中寻找到身体。……我读了很多书……发现了诗中的‘真理’。”在读他2002年上半年创作的《我的目光越过他们的头顶》、《被翻译的土豆》等作品时，我看到了他回归的身影，只是，这身影还远不够清晰。对于自己将走向何方，朵渔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在2003年2月21日的一封邮件中，他提到了“下半身”，他认为“下半身”的精髓不在具体的写法、题材，而是精神。在朵渔的指引下阅读了他的新作《日全食》、《生病·越冬》、《旅游地》、《暗街》等作品后，我感到我的确有那么一点杞人忧天。

二

许多人认为朵渔参与倡导“下半身”是一个失误。朵渔的确与这一群体的其他诗人不大一样，他的少数代表性作品足以让人越来越清晰地发现，他与其他“下半身”诗人日益“疏远”（我说的是作品风格）。事实上，一个警醒的诗人不可能永远被某一群体拟定的“纲领”所束缚，与“纲领”经过早期的“密切交往”后，必然会回到自己的心性中来，如同巫昂从“顾城式诗歌”到《青年寡妇之歌》再到目前的相对“检点”，以及沈浩波在锐意前行中的不断微调，都是艺术自觉的力量使然而非名利的诱惑。有人说朵渔因为“下半身”而获得了更大的名声，我不知道是“下半身”帮助了朵渔还是相反，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朵渔的“下半身”只能说锐气十足，而有了朵渔的“下半身”才开始有了厚度。在这个群体中，朵渔的才华不是最突出的，但正是他的“拙”使他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他对技巧与内容之间的“度”把握良好，翻阅他近几年的作品，最优秀的正好不是具有肉感和快感的“下半身”，而是“上半身”与“下半身”之间的开阔，它不乏尖锐与快感，还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