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书谈

写小说的若能皓首穷经,做点学问,自然是好;倘若资质不及,则应书不厌杂。陶渊明说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有所会意最是要紧。读书越是驳杂,于写小说越有好处。

常见古装戏里文武官员上朝,为某事在皇上面前争执,甚至有恶语相向者。读《清史稿》及相关杂书种种,便知这种场面全是胡诌。只说有清一代,百官上朝笼袖拱手而进,不得左顾右盼,不得抓耳挠腮,不得窃窃私语。各官按品级逐一出班奏事,奏毕退下站回原处。朝上专设纠仪官若干,稍有仪态不整肃者即行拖出,轻者鞭笞,重者查办。而影视片里,朝堂上往往混乱一片,其实是极可笑的。诸多真实细节,正经史书上未必得见。我曾于某杂书上读到,康熙皇帝极赏识南书房张英、陈廷敬、高士奇几个人,于成龙等人却奏请将他们放外任。康熙大怒,站在乾清门外叫骂:朕身边就这几个用得着的人,你们就惦记着,硬要把他们弄出去!这样的文章,你们做得来吗?张英等近侍宠臣,嘴上自是感激不尽,内心却未必真的称心。做京官清苦,且伴君如伴虎。做个巡抚之类的方面大员,比待在皇帝身边舒服实在得多。这不免让人想起姚文元。姚在“文革”时颇受器重,荣耀显赫一时。可他经常对别人讲,自己其实很适合到地方工作,有机会还是想下去。他想当个省委书记,该是何等风光!

清代沈起凤有笔记小说《谐铎》,其中有篇《泄气生员》读来令人喷饭。西安临潼有个生员叫夏器通,心性鲁钝,文章总为士林笑柄。有年乡试,一学政奉命去西安做考官。此公离京之际,拜访他的恩师,一位西安籍尚书,想看他有无熟人需要关照。谈话之间,尚书想放屁了,移了一下屁股,身子侧了过去。学政以为尚书有所嘱,忙问师座有何吩咐。尚书说:“无他,下气通耳!”意思是说,没什么,放了个屁。学政却以为有个夏姓生员必是尚书心腹之人,便暗自谨记在心。他到了西安,果然见有个生员叫夏器通。可考试之后,见夏生文章“词理纰缪,真堪捧腹”。但师座嘱托在耳,学政便强加评点,圈定夏生文冠第一。诸生哗然,却又百思不解。因学政是翰林出身,看文章不会走眼;夏生又是贫士,绝无关节可通。学政任满入京,回复尚书事妥。尚书闻之茫然,低头想了半天,忽然大笑起来:“君误矣!是日下气偶泄,故作是言。仆何尝有所嘱也!”夏生只因尚书偶放一屁而得功名,运气实在是太好了。但细细一想,又并不是夏生运气好,而是尚书放屁都是管用的。

我在《大清相国》里写到过康熙名臣高士奇,嘴脸不是太好。史载高士奇写得一手好字,学问不精却是杂家,既能诗书,又会玩古,颇有急智。因得明珠举荐,方才供奉内庭,行走南书房。据说他曾把假古董献给皇上,真是胆大包天。康熙皇帝极为欣赏高士奇,出行必令扈从。高士奇曾写诗说自己:“身随翡翠丛中列,对入鹅黄者里行。”鹅黄,指的是皇帝身边的黄马褂。可见高士奇何等得意。我对高士奇的印象,来自清人昭梿的《啸亭杂录》。此书记载,有回康熙皇帝出猎,御马的后腿老是乱踢,弄得龙颜不悦。高士奇知道了,马上故意滚得一身泥,跑到皇帝身边去侍候。皇帝问他为什么这个样子,高士奇说自己刚从马上摔下来,衣服来不及洗干净。皇帝大笑起来,说:“你是南方人,体格懦弱。刚才朕的马老是乱踢,朕都没有坠马。”皇帝见着高士奇的狼狈样子,便觉得自己异常英武,顿时就高兴了。还有一回,康熙登镇江之金山,欲要题字却胸中无词,提笔犹豫了很久。高士奇忙写了“江天一览”四字在掌心,凑到皇帝身边假装磨墨,故意稍稍露出手心的字。皇帝会意,欣然命笔。世人如能有高士奇的拍马功夫,何愁不飞黄腾达?曾听说某高官的车队遇事为百姓所阻,当地乡长紧急趋车前往救驾。快至事发之地,乡长令小车停下,脱鞋急奔而往,说:报告首长,我闻讯来不及叫车,赤着脚跑了来。高官问了乡长姓名,此人马上发达了。

清人朱翊清《埋忧集》有则故事叫《捐官》,讲一个布贩子捐官的遭遇。清代捐官本是合法买卖,但此人太不通窍。这个布贩子姓赵,花钱捐了个通判。依制需得引见,皇上问他做什么出身,为什么要捐官?赵某不会讲漂亮话,直说了:我私下以为做官比卖布生意更好些。皇上大怒,革了他的职。赵某非常气愤,跑到吏部大闹,说:既然夺了我的官,就该把银钱退还给我!吏部尚书哪里肯依,罚下去掌嘴五十,抽了一百鞭子,赶出吏部衙门。赵某倘若灵巧些,说些报效皇上之类的话,他的通判必定就做稳了,捐官的花销自可连本带息捞回。今天的官员比那位吏部尚书到底有情义些,游戏规则是收钱就得办事,事没办成绝对是要退钱的。假如收了钱又办了事,东窗事发就绝对不能讲办了事。据说,承认办了事就是受贿,不承认办了事还只是人情往来。

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虽被称为科学著作,但所载诸事今人看来有的只是常识,有的未免荒谬。比方,书中说东阿阿胶之所以好,全因济水多从地底下流,此水有往下走的特性,故而比别处的水清且重。人喝了用济水煮的胶,就能下膈、疏痰、止吐。这自是想当然。但书中记述很多趣闻,读来颇有意思。《故事一》卷记载,宋太宗赵匡胤曾到学士院正厅坐过,从此以后这个正厅只有每月初一,众学士才能到正厅去坐坐,平日谁也不敢独自去坐。又有一回,赵匡胤夜间驾临学士房,当值学士苏易简已经睡下,急忙爬起来接驾。因无灯烛照明整理衣冠,皇帝随侍宫女便把烛火从窗框伸进,窗格上留下了烧灼之痕。一百多年后,沈括记录此事时,学士们仍不愿意换掉那扇烧焦的窗格,要留作圣迹永世瞻仰。可见皇帝们的被神化,都是读书人自己干的事。假使古今之人都像这班学士,百姓们早已无立锥之地。康熙、乾隆是最喜出巡的皇帝,龙幸之地都得开作纪念馆,天下黎民只怕要往地底下钻了。《故事一》还有一则掌故,说的是学士院第三厅前有一巨槐,此厅被叫做槐厅。据说在槐厅里办过公的学士,好几位都做了宰相,无疑风水很好。于是,学士们都争着要在槐厅里办公。有人刚从槐厅提拔走,马上就有人抢着进去;更有不讲理的,把先搬进去的人的行李扔出来,相互扭打亦不少见。沈括说他做学士时,亲眼见过这等闹剧。据说如今有人越是做了大官,越是迷信。有些地方机关大门选朝向,必听风水先生指点;有的官员履新选日子,也要请高人算上一卦。曾见报道,有的官员选秘书、配司机,都要看他们同自己命相是否犯冲。可机关算到这等地步,到底还是有许多翻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