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写越偏题

忽然想起那年在黄州赤壁见到的东坡老梅石刻,就像着了魔似的。那梅枝亦如东坡书法,用墨极满,很得神韵。也许是哪个月白风清之夜,东坡喝了几口黄酒,畅快淋漓,就画了这老梅。

黄州是东坡贬谪生涯的起点,之后他便越贬越远,直被流放到远离帝都的海南岛。想当初,他高中进士,乐坏了皇帝老子和皇太后,以为得此栋梁,天助大宋。欧阳修料定东坡必成大器,对这位后生极为推崇,还特嘱自己的子侄多同东坡交游,可以长进些。东坡本是写策论之类官样文章的大手笔,可他却手痒,喜欢业余搞点儿文学创作。其实即便是搞点儿创作也无妨,写些什么“东海扬波,皇恩浩荡”之类,朝廷自会高兴。可他却是心里有什么就写什么,被人揪住了小辫子,闹了个谤讪朝廷的“乌台诗案”。官便升不上去了。我景仰东坡,多半是因了他可爱的性情。官不当就不当罢,诗照写,梅照画,酒照喝。其实据我见到的史料,东坡本不擅饮的,只是常在诗文中过过干瘾罢了。喝酒是喝心情,东坡要的也就是酒能赋予的那份豪迈与狂放。读了东坡,便再瞧不起那类哀叹怀才不遇的愤世文字。

传说东坡降世,家山皆童。因为东坡占尽天地灵气,连山上的树都长不起来了。这自然是民间演义。可东坡的确太杰出了。就因他太杰出,便注定他终身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东坡的主要政敌是王安石。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早已定论,那么东坡的形象似乎就应打点折扣了。可历史也罢,人生也罢,并不是用如此简单的两分法就能说清楚的。其实东坡不但诗文好,政声同样好。如今人们都还在凭吊他的杭州苏堤哩!他同政敌的过节,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东坡的所谓不同政见,其实就是主张不同的治国方略,同样都是为了国泰民安。可王安石就是容不下他。“乌台诗案”只是王安石们为整治东坡而蓄意搜罗的口实罢了。不能不说到另一位历史名人沈括,王安石的铁哥们。我真不愿意相信这位令人尊重的科学家,在生活中恰恰是个地道的小人。他曾是东坡的朋友和同事,却设下圈套陷害东坡。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沈括奉旨前往察访。临行前,神宗皇帝还特意交代他:东坡在杭州任通判,你要好好待他。可沈括对皇上也阳奉阴违。他见了东坡,做出老朋友的样子,喝酒叙旧,称兄道弟,硬要东坡送近作一首,做个纪念。东坡是个真性情的人,哪想那么多?于是欣然命笔,录旧诗一首。沈括回到驿馆,挑灯展卷,甚是快意。因为凭他科学家的聪明脑袋,立即发现苏诗中有讥讽朝政之意。也许他不得不暗自佩服东坡的好诗好字,脸上却阴险地笑着。于是,一个牵连到苏东坡近四十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乌台诗案”,因沈括的告密而震惊朝野。东坡便大难临头了,下狱近五个月。幸好仁宗皇太后和神宗皇帝开恩,东坡才捡回了性命。不然,依那帮办案人员的意思,早被问斩了。那些爪牙们搜索枯肠,罗织东坡罪名若干,条条都是死罪。通常恶人只是双手叉腰做横蛮状,而他牵着的那条狗却是要咬人的。走狗看上去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凶恶,这既是生活常识,也是历史规律。

如果不做严谨的考据,我真怀疑王安石他们真的就把自己的政治抱负看得那么重要。将自己脸上贴上堂皇的政治标签,其实满脑子私心杂念,此类人古今都不鲜见。也许嫉妒或忌讳东坡的才华,才是他们打压东坡的真实原因。东坡一路南流,诗文誉满天下。据野史记载,当时不管文武官员,还是白衣书生,都以能吟苏词为雅事。包括那些生怕东坡回京都做官的重臣们,也乐于收集东坡诗文,只不过他们也许暗地里做着这种令自己难堪的事。当时的文坛巨擘欧阳修,早在东坡刚刚崭露头角时,就坦言自己读东坡文,不觉冒汗。欧阳修是位难得的仁厚长者。但那些位居要津的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文字匠们,越是喜欢苏文,就越是嫉妒苏才,当然不会让他回到皇帝身边了。因为当年东坡兄弟双双中了进士,仁宗皇太后欢喜得不得了,说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当宰相的料子。这话真是害死了东坡。暗地里等着想做宰相的人多得很哩,这里却明放着个宰相料子苏东坡,他不被大伙儿齐心拉下来才怪!东坡兄弟谁也做不成宰相,这是自然的了。仁宗皇太后说那样的话,整个儿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他们老赵家重文倒是传统,政治上却总不成熟,不然赵宋天下怎么总是个半壁江山呢?

读书人总会怀念宋朝,因为赵姓皇帝对文人墨客实在太客气了。东坡最终未能得到重用,也不能全怪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就能当得下的,总得大家帮着才行。皇帝有求于手下的重臣们,于是明知下面人的心思,有时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下面的人也看出了皇帝的心思,沈括们才敢告密。皇帝耳朵越软,告密的人就越多。自古就有很多人靠告密荣华富贵,也有很多人因为被人告密而祸从天降。更可叹的是,告密者总会不断告密的,一个卑鄙小人往往会陷害很多忠良。

想起了一个告密未成的例子,可惜是外国的。当年法国作家萨特总是激烈地批评政府当局,有人就私下建议应该把这个狂妄的作家投入监狱。总统戴高乐却说:没有人把伏尔泰投入监狱,萨特也不该进监狱。

其实戴高乐只说对了一半。伏尔泰年轻时因为思想激进,曾被关进巴士底狱。只是后来,他依然故我,却再也没有进监狱,尽管他的一些著作被政府列为禁书。伏尔泰的年代,在中国正好是清康嘉年间。那年头文字狱闹得中国天昏地暗。伏尔泰倘若生在中国,只怕早被砍了头,哪能让他成为声名赫赫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那年代中国倒是出了个曹雪芹,聊可安慰。但曹雪芹只好用他中国式的智慧,苦心孤诣,在《红楼梦》中“忽南忽北,非秦非汉”地捉迷藏,玩玩“原应叹息”、“假语村言”的智力游戏,不可能像伏尔泰那样奔走呼号,启迪民众于蒙昧。中国毕竟诞生了曹雪芹,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我们毕竟缺少伏尔泰,这又是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于是中国只能按照中国的逻辑向前走。中国的历史逻辑都包含在浩如烟海的史书里。中国的皇帝是一代比一代聪明,只读过二十三史的皇帝不如读过二十四史的聪明,读了二十五史的皇帝自然又比前朝所有的皇帝都聪明了。想那梁惠王没读过什么史书,就比较幼稚,居然在孟子面前承认自己有个毛病,就是好色。梁惠王明知道孟子是个读书人,就不怕他把自己写进书里去?果然这位国王的好色之德就流芳百世了。我见过一位清朝皇帝选美的诏书,满纸“普选秀女,以广皇嗣”云云,皇帝老子的好色不再是毛病,而是国家大事了。而这个时候的皇帝,孟子也罢,东坡也罢,只怕都容不下了,尽管他们也吟着苏词,孟子仍然被尊作亚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