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砍了头的树（第2/3页）

人家都这么有钱了，你还能坐得住吗？我没能力就中国人的发财欲望做出调查，只能“见微知著”作些所谓的“文化观察”。记得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前，常见的酒店名称通常是某某宾馆或某某饭店。这些酒店名称很快就显得落伍，近二十年新建的酒店先是一律要加上一个“大”字，慢慢发现仅仅加一个“大”字还不够，还得加上“国际”二字。中国人办事，俨然都是国际视野。中国人走遍地球每个角落，一不小心就会买回自己制造的东西做纪念品。这是个真实的神话，颇能鼓舞早就不太自卑的中国人。过去常见批评“求大求洋”，现在很多中国人“洋”似乎不屑一求了，“大”却是孜孜以求。房子的“大”，当然大到别墅。可别墅似乎还不够，开始要建庄园了。若依中国国情，应该禁止建造别墅，可前几年中国不少城市都号称进入“别墅年”和“别墅时代”。政府总是睡醒了才说话，等它开始限制别墅用地，无数别墅早已是“城市包围农村”。乡村在城市面前的退却，不光是土地的消失，还有土地上生灵的劫数。城里栽树，必须栽大树。无数在乡间默默长了几十年、几百年的大树，一夜之间就砍了头，被七手八脚地拉进了城里。慷慨的城里人在水泥地里挖出方斗之坑，把那些无拘无束的乡下大树圈养起来。中国人自古都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现代中国人失去了耐心和胸怀。他们要自己栽树自己乘凉，而且要马上就坐在大树下面乘凉。中国城市的“砍头树”，差不多都是最近二十年进城的。有些地方做出过规定，禁止乡下大树进城。但这种规定，肯定没法执行。城里人需要很多的大树，他们等不及小树长大；乡下人并不吝啬向城市出售大树，他们需要把大树变成钞票。农民卖掉一棵百年老树，得到三五千块钱就已十分高兴；哪怕知道这棵树进城之后值三十万，农民也没有办法不卖掉大树。政府禁止大树进城，为的是保护环境与资源，而这个理由在农民看来简直可笑。谁付钱让农民承担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责任？城里废气超标，就拿乡下人出气？也许若干年之后，城里这些“砍头树”，将是研究这个阶段中国社会心理的活标本。

中国人越来越阔绰，但我们的内心并非波澜不惊。我们对有钱人的称呼悄然发生着变化，先叫大款，后而富人，继而富豪，再而大鳄。“大款”一词风行之时，外出务工的农民被叫做“盲流”。“盲流”几乎是侮称，“大款”二字也上不了台面。一时间，文学作品提供的“大款”形象就是：暴发户、会赚钱、没文化、喜欢玩女人。“傍大款”至少在舆论上为人不耻，而好傍大款的通常是两种人：贪污腐败的官员、爱慕虚荣的女人。后来有钱人被平和地叫做“富人”，上班的人开始平和地自称“工薪族”。人们对待财富有了平常之心，靠领工资过活的人也小心维护着内心的尊严。但没过多久“富豪”的称谓很快出现，同时就有人出面劝导人们不要仇富。人们并不想仇富，但有的富豪开始仇穷，宣称不给穷人盖房子。当是时也，“大鳄”之称谓见诸媒体。“大鳄”同财富相关，却并不等同于财富。比尔·盖茨把微软做得全球业界第一，没有人叫他“IT大鳄”；沃伦·巴特菲的财富雄居美国第二，也没人给他冠以“证券大鳄”；而索罗斯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元凶，他才被世人称作“金融大鳄”。中国房地产界那些被称作“大鳄”的人，人们只怕真的视他们为凶猛掠食的鳄鱼。

中国某些智者鼓吹超前消费的时间，正值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美国人开始感受到消费主义的危机。美国人的房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房价越来越高，而他们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景况酷似十年后的中国。从那时开始，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悄然发生着反消费主义浪潮。欧美有些城市，每到夜晚，街灯之下会有人从垃圾箱里捡取食物。这些人不是乞丐，也许是漂亮的金发女郎、帅气的蓝眼小伙。他们是反消费主义成员，被称做“不消费者”。很多年轻人加入“不消费者”行列，他们有体面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却坚持不购买商品，只从垃圾箱里寻找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快餐店和超市外面的垃圾箱，通常会丢弃很多仍可食用的食品、仍可穿着的衣服及各种日用品。德国的“不消费者”声称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反对浪费、保护环境和资源。他们把政治诠释得这么简单清纯，真是叫人敬佩。中国人不管把政治定义得如何堂皇，而人们感受到的政治无非是权力之争。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这样的“不消费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组织，有的还举办刊物申述主张。有些国家的“不消费者”不仅律己，还要律人。巴黎街头有支秘密的“扎胎队”，专门对付那种耗油量大、污染严重的多功能运动车。法国人喜欢把严肃的事情略加浪漫，未免有些过头。英国人做得温和些，他们成立“反对都市四轮驱动联盟”，自制罚单贴在越野车上，所谓“罚款”只是宣传资料，号召人们节约资源。

西方国家还有一种群落，被称做“无趣族”。他们中间有很多是世界级巨富，比如比尔·盖茨、沃伦·巴特菲。有一年，比尔·盖茨飞往印度做慈善，行李刚放进酒店就动身去察看贫民窟。一位印度官员悄悄对围观的民众说：前面那个穿卡几布裤子的家伙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生活简单得有些清苦。他好吃便当，停车选普通车位，乘飞机只坐经济舱，不穿名牌服装。沃伦·巴特菲仍住在五十多年前花三万多美元买的老房子里，开着老掉牙的林肯轿车，每年只从自己的公司领取十万美元薪水。这个被称做“当今世界最伟大的证券经纪人”的老人，没有雇请顾问和仆人。这些富人乐于把钱捐出去做慈善，捐得越多心里越安宁。美国亿万富豪查克·费尼简直是位圣徒，他说不把钱捐光，死不瞑目。这些抵达了财富巅峰的人，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生活极简至朴。

然而从很多年前开始，不少美国人仍靠超前消费继续支撑着舒适的生活，他们支付豪宅、名车和环球旅行的开销，很大部分就是近年次级贷款的祸源。美国人把次贷危机不道德地抛向了国际社会，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亦深受其害。美国不少从中国进货的商人，迫于次贷灾难宣告破产，他们拖欠的货款成了再也无法追讨的阎王债。中国很多同美国市场咬得很紧的企业陷入困境，有的甚至濒于倒闭。美国长期的商业繁荣，塑造了美国人的诚信形象。过去中国人痛恨自己同胞轻诺寡信，也喜欢拿美国人做榜样。今天，这个榜样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