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张爱玲来到西藏（第2/3页）

“等等。”矮一点的小伙子指指旁边正在接手机电话的同伴对我们笑道。

我们等了一下，忍不住又问：“是朝东还是朝西？”

小伙子有点儿急了，挠着头说：“等我问问。”说完，他转脸对接电话的同伴发火了：“别人在问路呀，你怎么还不说！”他真的生气了，一面说一面冲同伴跺脚。

“我这边有人问路，你那边等等再打来电话哈！”接电话的小伙子一面对手机说，一面向我们点头致歉，“对不起哈，我来了个电话。”

“德吉小区在哪个方向？”我和卓玛笑了。我们问路打断他接电话，应该我们抱歉。

两个小伙子相互望望，还是接电话的那位聪明，“打电话问问吧！”他热情地说。

卓玛忙点头，我拨通央金的电话想也没想就递给小伙子。

“喂，有人问德吉花园怎么走。”小伙子认真地朝电话说。我们望着他，也认真地等着。半晌，小伙子神情茫然地把电话递给我说：“对方扣了。”我正纳闷，手机又响了，是央金打来的：“刚才问我家路的是谁呀？你手机丢了吗？”

我和卓玛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不由地捧腹大笑。

最可笑的是去藏北参加赛马会那次，我和白珍挤过草坝上的人群去公共洗手间，一转眼她不见了，洗手间门口围了好多人，原来两个头上系红缨子的康巴大哥在男洗手间门口拦着不让人进，说：“现在不能进去，有个女孩还没出来。”

怎么回事？难道？我踮起脚往里看，天啊，是我的小女友白珍。

“白珍，你在里面干什么？”我对她喊道。她回头望见了我：“喔，我刚才上洗手间，那个康巴大哥走错进来，我把他骂出去了。”她在里面对着镜子还在慢悠悠地系裤子。

“你看看门上玻璃写的什么！”我急了。

白珍从洗手间里面看字是反的，她歪起头，她看懂了，“哇！”她笑着跑出来，对那两个挨过她骂还替她把门的康巴大哥连说对不起，康巴大哥害羞了，两人相互戏谑着推搡着跑进男洗手间，看热闹的人都笑起来。

哎，在拉萨每天都会遇到开心的事，比如你要倒车，马上会有人在车后帮你指挥；老人在医院排队，人们马上先让老人；走到街上东西太沉拿不动了，就有热心人跑来帮你提。人们目光幽默，心怀善意，所以，生活在拉萨，心是那么轻松，有一种安全感和幸福感。

三

这晚，我接着看张爱玲。

片子里播一段画外音，是张爱玲写的：“我们的社会里，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如果与情爱无缘了还要想着爱，一定要碰到无数小小的不如意，龌龊的刺脑，把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我听着，不大明白。张爱玲深谙中国世故，身在美国，笔下陈酿的仍是故乡。但在藏地，人们连姓氏都要放弃：既然每个生灵轮回中都可能做过自己的父母，就都曾是自己的祖宗，就没必要非得姓什么以为血脉相承了；也不记生日：如果没有真正的死亡，出生不过是生命的无数次重复；也不刻意于年龄和分别男女：这一世你大我小，你老我少，你男我女，下一世也许正好相反，年龄和性别在生命之流中，像一个大骗子；情爱和姻缘被看做没有始终，心被认为是最迷乱无定的，自尊心有时也像一个自我骗术……出家的尼姑为情爱可以光明正大地还俗，尘世女子上了年纪，就携情爱敞开心灵的门……没什么不可以，除了杀生、偷盗、奸淫……

但张爱玲的家父，他对张爱玲的摧残，令张爱玲惯于把自己反锁在门里。

我看到，那门，被胡兰成撬开。

胡兰成说：“她仿佛没有受过人间七情六欲的侵袭，如浑然未凿的玉一般。”但夜半，胡兰成和张爱玲说悄悄话，说的都是他对别的女人的爱欲。

还有张爱玲的母亲，她在门外，展示给张爱玲另一种人生：虽被中国封建社会裹足，但仍要漂洋过海地寻觅。

我去影院看了《红玫瑰，白玫瑰》，看了《色戒》，又看《倾城之恋》，看到张爱玲在人性深处蛇一般蜿蜒，刀子一般深入，我就又恍惚起来，不知身在何处，像迷失了家园。

我想起张承志在《鲜花的废墟》里说的话：“人必须爱一座城市，否则人就如一只乌鸦，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我想张承志说的城市，指的就是家园。我是拥有的。在我的拉萨，每一处细微改变，都被我如数家珍。我感到即便在梦里，走错了一段，都是一段惊喜。在拉萨的岁月中，我们慢下来，再慢点，慢慢走路，慢慢睡觉，慢慢起床，慢慢思考；生命和光阴慢慢地，一寸一寸度过。画唐卡的大师、建筑房屋的工人、思想家、医生，都不着急，因为生命永无停滞。而当某一天，我和母亲越来越像，和外婆更像，此生我老了，我的余生，将在拉萨结束，就像之初，在拉萨诞生。这是每个挚爱拉萨的人，至始至终的心愿。

张爱玲却选择了出发。1955年11月她只身去往美国，从此，她像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升起的一颗璀璨星辰。

她的历程上这样记录：1956年，张爱玲获得新罕布夏州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基金会的资助，在基金会庄园专事写作；1958年获加州杭廷顿哈特福基金会资助，在加州专事写作；1960年，爱玲成为美国公民；1967年，获任纽约雷德克里芙女子学院驻校作家；1966年获任俄亥俄州牛津的迈阿密大学驻校作家，此间还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同时，位于麻省康桥的雷德克里芙大学中朋丁学院也向她发出邀请；1969年，张爱玲获任加州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学者，继续红楼梦研究。美国著名的学院、文化和研究机构都向张爱玲开启大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美国的影视出版界也先后出版张爱玲的诸多作品。

张爱玲是幸运的。她的出走成就了她的文学，躲过了国内的劫难。但最后，在长达33年中，她像是用33年建筑着自己的沙漠，时光如风拂过，不留踪影，只留给世人一个关于张爱玲余生的不解之谜。

一天，又读她的文字时，我突然看到这样一段告白：“我愿意保留张爱玲这个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我不由叹息。张爱玲在最后的人生中离群索居，没有柴米油盐，更没有水和太阳，只有一扇紧闭的门。

人间，就这么可怕吗？

我去到上海，走过张爱玲笔下的那些往事，在阴霾的雨季里，从心底里也似乎散发出一股子腐朽的霉味。穿过十里洋场，在黄浦江畔传来悠长的汽笛声，听上去有点像西藏寺院里吹响右旋海螺的法号声，但四处寻觅，却不见寺院的红墙金顶，更没有一位身穿绛红色衣袍的僧尼。我想家了。我就无法想象张爱玲身在美国那么多年，冻结自己思乡情愫时，怎样刻骨铭心地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