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缓慢的微笑

受邀到一家医院去看望四川大地震被救出的孩子，他们都已被截肢，生理和心理上都需要援助。

我说：“要去看孩子们，该带些什么礼物呢？”

邀请方说：“他们什么都不缺，快被各式各样的慰问物品埋起来了。您只要带上问候和提供心理帮助就成了。”

这后两样东西当然是要带的，可是，我还是坚持认为一定要带上礼物。马上就要过六一了，这是孩子们盼了很久的节日，我没法空着手去见孩子们。

只是，什么礼物好呢？

我思考着，原本想带上鲜花。一转念，现在天这么热，鲜花是很容易枯萎的，身心受伤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五彩缤纷的花瓣凋零，心里不好受，也许会引起连绵的痛楚。人并不因为年幼就不知伤感，我一定要小心。再说，来自山南海北的花束，花粉混杂容易引起过敏，于孩子们的康复不利。

鲜花被否。

食物和营养品呢？想起那句“物品埋人”的话，估计其中的主角必是形形色色的补品，我就不要叠床架屋了。

先生见我发愁，出主意说：“要不，你送上几本自己的书吧，签了名留给他们做纪念。”

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已经打过电话询问，其中有个孩子才5岁，还没上学，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大些的孩子虽然上中学了，可手臂被截，一时半会儿的，哪里学得会只用一手翻书？仅剩的一只手上还有伤，这不是引得人家劳累吗！馊主意。”

先生说：“这也送不得，那也送不得，你到底怎么办？”

我说：“若是咱们现在变小，不断地小下去，直到变成一个小小孩童，你最希望干什么呢？”

先生说：“当然是可着劲儿玩了。只可惜，他们没法玩了。”

我反驳：“谁说躺在床上就不能玩？现在，我想出主意来了，咱们买玩具！”

于是，我和先生跑遍了北京的商场。我们的孩子早已成年，这些年来我们再没有瞄过一眼玩具市场，如今像两个老顽童在玩具柜台拥来挤去，指手画脚地让人家拿了这个拿那个，挑拣不停。

太大的玩具，在病房里耍起来，医生会埋怨的；太复杂的玩具，失去了手脚的孩子恐怕摆弄不了，会心生沮丧；太需用力量的玩具，他们羸弱的身体难以承受；太没个性的玩具，又怕孩子们了无兴趣……唉，难啊。

我们迅速地把自己修炼成了玩具专家。工夫不负有心人，沙里淘金，终于找到了一款又安全、又有趣、又具个性化、又有丰富变化的玩具。

它们是绒布做成的动物。摸上去有一种绵软的绒毛感，亲近安稳。想这些孩子，曾在如山的砖瓦水泥下苦等待援，一定怕极了冰冷坚硬，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茸茸质感该是他们喜欢的。记得我以前看过一则动物实验，说是人们给失去母亲的小猴子两个代用妈妈，一个是塑料做的，一个是棉花做的，其余的部分都一样，都有奶瓶可以喂养小猴子。结果是小猴子们天天围在棉花妈妈周围，不理睬硬邦邦的塑料养母。

玩偶的背后有一道拉锁，打开之后有电池箱和电路板。好在这些机关通常是看不到的，都藏在玩偶们憨态可掬的肚子里。这组“设备”的功劳就是让毛绒玩具有了会说话的本领。

你只要轻轻按一下玩偶们的左手，就可以开始录音了，时间大约一分钟，说得快些可录下三四句话。然后就是“滴滴”的警报声，录音终止。录好音后，你捏捏玩偶的右手，机关被触发，玩偶就把刚才录下的声音播出来，好像一只忠实的鹦鹉。

简言之，这是一个微型的录音装置，可以录下短暂的留言，在必要的时候重复播放出来。

这玩具让我们老两口如获至宝。我忙不迭地说：“要这一个，再要那一个，对了，还要那边的一个……”

售货员是个爱说话的姑娘，她说：“您这是给孙子买啊？”

我和先生相视一笑，说，“是啊。快过六一了。”

售货员说：“您好福气啊，孙子好多啊。”

我说：“是啊是啊。买少了，分不过来，会打架喽。”

回到家来，我对先生说：“一会儿我在房间里自说自话，你不要大惊小怪。”

我关上房门，对着一个个玩偶录音。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有个致命疏忽，我不知道这几位地震截肢孩童的名字。想打电话去问，一看表，时间已经很晚了，负责联系的同志很可能已经休息了。

于是我决定先录下一般的问候，例如，“北川中学的小朋友，你好！北京欢迎你。祝你六一儿童节开心！”

如果明天我没有时间问孩子们的具体姓名再重新录制，就只有这样播出，我要做好两手准备。

我抱着玩偶不断地录，不断地听。刚开始没经验，话说得太多了，满腔关切还没倾诉完，“滴滴”声就毫不留情地掐断了我的问候语，只有重来。不料下一次矫枉过正，又说得太短了，时间上留有空白，显得热情不够。一番周折之后，时间上大致没毛病了，我又悲哀地发觉自己的声音太老迈了，完全不具备少年们喜爱的欢愉和活泼风格。

我决定改换风格，尽量把发音卡通化，走欢蹦乱跳的青春路线。不多时先生破门而入，惊愕地问：“毕淑敏，你没什么不舒服吧？”

我被吓了一跳，恼火道：“不是跟你打过招呼了吗？听到某种异常动静不要大惊小怪。”

先生说：“可这也太令人惊奇了。我认识你几十年了，从来没听过你用这种语调说过话。”

我不理他，专心干自己的活儿。半夜三更，总算配音这事完工了。

5月28日，我早早赶到了医院，真不错，大家还没来。我还能有一点时间完成计划。我把孩子们的名字写在手上，以防自己一紧张说错了。躲到医院的会议室里，把玩偶从精心买的礼品袋里取出来，再次一一为它们录音。

对着黑白相间的大熊猫玩偶，我说：“×××小朋友！你好！我也是从四川来的，从此咱们是好朋友！六一节快乐！”

“×××”，是这个截肢小朋友的名字。

我觉得呼唤一个人的名字，有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那是在执拗地提醒一个存在，强烈地标明一种独立，象征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表达一份热切的期望。即使是对于一个非常幼小的孩子来说，名字也意味着这个世界上独属于他的精神意识。在咱们古老的传统里，受了惊的孩子要被父母反复呼唤名字来找回魂灵。

这一刻，我最遗憾自己嘴太笨，不会说四川话。若是小朋友听到乡音，一定备感亲近。

当我走进病房，第一眼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尽管我当过八年军医，是总计有二十年医龄的大夫，尽管我对即将到来的残酷已经做了最大可能的思想准备，尽管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毕淑敏，你不可以哭，为了孩子，你必须保持镇定，安之若素。他们需要从我们成年人身上看到力量，看到希望，所有的惊慌失措都不可饶恕……”可我还是错愕得肝肠寸断！我只有拼命调动起全部的精神，维持最基本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