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

万荷堂堂主

“你来了？好，好，我派司机来接你。”黄永玉先生的语气是高兴的。

上一次到北京，已是六七年前的事。现在机场是新的，很有气派。街道两旁的大厦和商店林立，比以前多。黄先生住的“万荷堂”离市区要一个小时的车程，车子约好在下午两点，我刚吃过午餐，上车就睡。

一醒来已经到达，简直不敢相信在茫茫的农地上有座那么大的古堡式的建筑，经过的人还以为是什么电视片集搭的外景呢。

车子进入一城门。只听到一阵犬吠，接着就是几条大狗想往我身上扑来，但给黄先生喝了下去。

“地方到底有多大？”是我第一个问题。

黄先生笑着：“不多，一百亩。”

我想中国画家之中，除了张大千在巴西的田园之外，就是黄永玉先生拥有最大的一块地了。

“先带你四处走走。”黄先生说。

入眼的是一片长方形的池塘。现在晚春，荷叶枯干。种上一万株荷花绝对不是问题，十万也种得下。若在夏天盛开，当然是奇景。

围绕着荷池的是很多间建筑，都是二层楼的客房，里面摆设着黄先生自己设计的家私和他一生在外国收集的艺术品。

“我说过，你要是来住，就给你一间。”他笑着说：“到了荷花开的时候，请歌舞团在台上表演，你可以从阁楼观赏。”

没经历过，只有靠想象。黄先生一定会约好他的老友，一家人住一间，效古人之风雅。

“我最想看你的画室。”我说。

“这边，这边。”黄先生指着，门上的横额写着“老子居”。好一间“我的画室。”奇大无比，铁板入墙，让磁石吸着宣纸边缘，画巨大的作品。桌子上的画笔和颜色零乱摆着，要些什么，只有黄先生一个才找得到。

“今天早上画了两幅，还没题字。”黄先生说完拿起毛笔。

整张画上一下子题满了跋，题跋是中国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但从来未见过一位画家像黄先生那么爱题跋的。他的跋就像诗人的短章，或是一篇很精简的散文，也是他的语录。时常很有哲学味道，多数诙谐幽默，坦荡胸襟。意味深长的有：“世上写历史的永远是两个人：秦始皇写一部，孟姜女写一部。”或者轻松地说：“郑板桥提倡难得糊涂。其实，真糊涂是天生的，学也学不会。假装的糊涂却是很费神，还不如别学为好。”

犀利的是，跋在画的空白处一下笔挥之，随想随写，不打稿，也不修改，写到最后刚刚好填满。不松懈，也不过密。最重要的是没有破坏整张画的构图，只增加神采，是“胸有成竹”这四个字的活生生例子。

惹祸的猫头鹰就不必题跋了。他说过：“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在一九五三年他和齐白石合拍过一张照片，老人身旁那位大眼睛的少年一看就知道是位聪明绝顶的人物。黄先生是位生存者，在任何逆境之下都能优哉游哉地生存下去。“文革”难不了他。主人轻描淡写地说：“我的八字好。”

何止天生？后来的努力也可以从他画的白描树藤见到。那种复杂错综的线条一根搭一根，比神经线还要精密，又看不出任何的败笔，要下多少功夫才能完成！

我们在客厅坐下，湘西来的姑娘捧上茶来。我问她：“这么大的地方，要用多少人？”

“就是我们四五个人。”她回答：“还有十几条狗。有人进来先要过狗这一关，然后……”

黄先生从门后拿出一根木棒，要我试试它的重量，木棍双头镶着铜，棒心填满铁沙，重得不得了。他示范着：“这种棍不是用来打人，是对着人家的心脏捅。”

接着他问：“你知道打架的艺术吗？”

什么，打架也有艺术？黄先生接着告诉我一个故事：“‘文革’时期周恩来先生带着我们一群艺术工作者到处避难，有一个出卖过我们的坏蛋专门与我们作对，我们去到哪里他跟到哪里，用小册子记录行踪，看有什么行差踏错，准备把报告写给江青。‘四人帮’消除后我找上他住的旅馆，见人就打。打架的艺术，是在把自己豁了出去，不怕被人打，只是打人。”

个子小小的黄先生，打起人来，也够呛的。

其他客人陆续来到，有黄苗子和郁风夫妇，都是老友了，他们大部分时间住澳洲儿子家里，在那边也看我的鬼故事，说像在床上写得那么轻松，我很想解释是挨夜逐个字写的，但也只笑着不开口。

接着来的还有作家李辉先生夫妇，六个人一块吃黄先生烧的湘西菜，喝他设计酒壶的“鬼酒”牌白酒，乐融融。想起了有一回带了苏美璐去黄先生香港的画室，可惜这一回少了她。

“荷花开的时候你再来。”临走时黄先生叮咛。

我打定主意，不但去北京，还要跟他去他的家乡湘西凤凰县走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