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老天爷——中国的天的一个综合观察（第3/4页）
除了这种太一式的特大号神之外，其实中国人真正信的、真正亲近的，是群神，是一人一家一姓一集团一地区亲信的神。试看汉武帝明着是顶礼太一的神，骨子里亲信的神，却是他外祖母崇奉的家族小神——神君。汉武帝是中国愚夫愚妇的代表，他们心中的“天”，是太一到玉皇大帝级的，是群神级的。中国“神性”的“天”的最后流落，不过如此。
墨子的“天志”
第二个分支是思想家们的“神性”的“天”。这种“天”没有什么神的具象，既无人头，也无鸟身，更不像雄鸡了。但这种“天”却有“神性”的意味、人格性的意味。它是《诗经》《书经》里所指的那种有意志的、有情绪的、神得有点模糊的“天”。这种思想，首先出现在《墨子》的《天志》篇中，墨子主张“顺天意”如何如何、“天之意”如何如何。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然则义何从出？子墨子曰：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墨子·天志》篇）
又说：
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则天菑将犹末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苗戾疫、飘风苦雨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天下之人不尚同乎天者也。（《墨子·尚同》篇）
董仲舒的“人副天数”
这种“天”有意志、“天”有情绪的思想，到了汉朝，被董仲舒接收了。董仲舒又加油加酱，发明出他的“人受命乎天也”的“天人合一”大体系。董仲舒说：
人之身，首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又说：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这些硬把人跟“天”做外形比附的鬼话，最后愈比愈落实了，原来“天”是人的“曾祖父也”！
董仲舒这样的比附，是有目的的，他是要“以人〔民〕随君〔主〕、以君随天”的，是要“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虽然他说天立君主，“非为王也”，“以为民也”，但是君主若是暴君，却只有待于“天夺之”，人民是不能“夺”的。“曾祖父”是可以“夺”爷爷、爸爸的，儿子是不能“夺”爸爸的。因为君主是人民的爸爸，所以人民除了叫爸爸，是休想起二心的。
天路历程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神性”的“天”，最后演变成两路：一路是愚弄愚夫愚妇的，这条路是纯神权的发展，最后归根在玉皇大帝和群神身上；一路是欺压愚夫愚妇的，这条路是顶天之命以拥护君权，最后归根在对天子的愚忠上面。这两条路，都是可悲的、黯淡的，都是中国人的不幸。
在这两条路以外，有没有第三条路呢？
有的。这第三条路，就是相对于“神性”的“天”的一条路，那就是“自然性”的“天”。
“自然性”的“天”没有“神性”的意味，没有人格性的意味。这种“天”是没有意志的、没有情绪的。在中国的思想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一股气味。《诗经》《书经》里有“亦傅于天”“翰飞戾天”“上天同云”“天乃雨”等话，这种“天”又显然没有什么“神性”。所以，又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对上天的看法，是“神性”“自然性”都有的，两者划分得有时也不明确。
梁启超说：“商周之际，对于天之寅畏虔恭，可谓至极。”后来
宗周将亡，诗人之对于天，已大表其怀疑态度，如“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吴天不平”（节南山）、“天命不彻”（十月之交）、“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旻天疾威，弗虑弗图”“如何昊天，辟言不信”（雨无正）、“昊天泰怃，予慎无辜”“天之方唯”“天之方蹶”“天之方虐”“天之方侪”（板）、“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荡）、“昊天上帝，宁俾我遁”“瞻印上帝，曷惠其宁”（云汉）。诸如此类，对于天之信仰，已大摇动。盖当丧乱之际，畴昔福善祸淫之恒言，事实上往往适得其反。人类理性日渐开拓，求其故而不得，则相与疑之。（《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启超说后来人怨天疑天是对的，但他未免把“天”的“自然性”太挪后了。中国古人“神性”的“天”和“自然性”的“天”早就是并存的，并不是“宗周将亡”时候，人们才把敬畏的“神性”的“天”换成了质疑的“自然性”的“天”。人们怨天疑天，往往是指那个“自然性”的“天”，但也混同了“神性”。这种“天”在上层中国人里叫“天”，叫“天道”；下层中国人里叫“老天爷”。《豆棚闲话》里骂“老天爷”说：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
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
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
这种怨天疑天的“天”，就是司马迁怨疑“天道”的民众版；这种怨天疑天的“天”，就是“神性”的“天”与“自然性”的“天”的混同，是中国思想的一个特色，虽然看来有点模模糊糊的。
孔子的“天”
这种模模糊糊的情况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孔子的时候，“天”的思想已经在转变，已经开始扩大，扩大到不但可以支援有德的统治者，而且可以支援有德的人了。在《论语》中，我们看孔子说的：
一、天生德于予。
二、知我者，其天乎？
三、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在孔子这种语气里，“天”仍是“神性”大于“自然性”的。因为“天”是“神性”的，所以人同“天”的关系是宗教性的，此所以有“祷”出现。到了宋朝，朱熹想把孔子的“神性”的“天”曲解成“自然性”的“天”，因此在注《论语》时说“天”即“理”字。但是清朝钱大昕就提出抗议。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天即理”里反问，若天是理，那么获罪于天无所祷，就可变成向理祷告了，“岂祷于理乎？”当然是没有这种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