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胡适给傅斯年的一封私信收尾——记民治与独裁的论战

二十五年前（1961年1月1日），我在《文星》杂志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文中我没有肯定大家注目的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却肯定了人所忽略的胡适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这篇文章引起大轰动。后来钱思亮（当时的台大校长）告诉我：胡适本人看了，写了一封信给我，信还没写完，就心脏病突发，死了。这封残信一直扣留在垄断胡适思想的人们手里，我至今未能看到。胡适死前，对我不肯定他在学术上地位，不以为然；但对我肯定他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却很高兴。因为胡适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多少年来，都被忽视了、被不成比例地忽视了，经李敖做了发人未发的论断，自然胡适会引为知己。

《播种者胡适》在《播种者胡适》中，我的论断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带来了一个新刺激，几个老朋友的“挟持”，又引起了胡适大谈政治的热心，他创办了《独立评论》，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同时讨论当时的几个大问题，其中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便是影响深远的一场论战。

五四前后，中国似乎已沾染了19世纪以来的“多方性”（multanimity），思想的分歧愈演愈烈。在外表上，虽能保持一种“局促的平衡”（uneasybalance），但是内部的酝酿还是很热烈。九一八事变带给人们一种新刺激，忧国之士个个都急于盘算如何使中国赶紧强起来，正巧当时正是独裁政治最流行的季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奥国的陶尔斐斯、苏俄的斯大林，甚至美国推行“新政”的罗斯福，都是时代的宠儿。“新式的独裁政治”弥漫了整个世界，大家都觉得这是最时髦的政治趋向，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也开始对民主与议会怀疑了，尤其是胡适的几个朋友，像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这些受过完满的英美教育，“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人，竟也纷纷宣言非行独裁制度不可了。胡适早在《独立评论》第一期里，就抨击过这种时尚的政论，他那时就主张：“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宪政问题》）一年半后，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人的文字大量冲来了，涌起了一片拥护独裁的浪潮。这时候胡适当然忍不住了，他不能让他的信念在左右两派的极权夹击中倒下去，他不得不孤独地抵抗这种浪潮。这个抵抗持续了十五个月，为了“对一般求治过急的人下一种忠告”：“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他说他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前者可以勉强企及的，而后者是很不容易轻试的……兢兢业业的学民主政治，刻鹄不成也许还像只鸭子；若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三十二卷一号）这种鲜明的表示，虽然使他又一次做了乌鸦，但是无疑的，他给怀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剂强心针，向拥护独裁的学人敲了一棒子。二十三年（1934）11月27日，当局联名通电全国，终于公开表示了“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也是民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处心积虑地怀疑中华民国的政体了，大家在民主宪政的远路上看到了第一块里程碑。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四十二年后我们重看那些文献，我们会感到他们与我们之间有着不同的语意。对这两个词儿，他们缺乏冷静而深入的理解，而他们气质上的狂热，又恰恰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错误的：谈科学的人，甚至把唯物辩证法都认做科学；谈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静气地做一个阿斗，却整天瞪着眼睛做革别人的命的张飞，“民主”泛滥至此，谈政治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有所归呢？陈独秀从无限辛酸的经验中，临死前才悟到对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与胡适分而又合了。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我们不得不说，这只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就百年大计的建国事业来说，显然是必需的。我这段文字发表后二十五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远流出版公司，在1986年2月24日主办了一次所谓“胡适逝世二十四周年纪念演讲会”，由台大历史系的“张忠栋教授”演讲《在动乱中坚持民主的胡适（1931—1949）》，我看了发表在《中国时报》的讲稿（1986年2月25日至27日），深感全篇不出李敖《播种者胡适》的范围，讲稿中袭取李敖论断的精华，却又没有李敖论史行文的渊博与审慎，例如“张忠栋教授”连《独立评论》与《独立时论》明明是两个出版品都分不清，而以专家自居，侈谈胡适如何如何，岂非学术上的大笑话？

由于连“张忠栋教授”都闹出这种大笑话，我感到大家真该好好读读当年的原始文献了，我决定写这篇文字，重新把胡适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详加肯定。因为原始文献大家多看不到，我尽量多引一些，以为文证，大家看了这些原始文件，最后才会恍然“在动乱中坚持民主的胡适”的真相，而对中国的民主前途，自然也会有所领悟矣！

蒋廷黻论用专制建国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九一八事变后，正赶上独裁政治最流行的季节，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也开始怀疑起民主、拥护起专制来了。这种怀疑的态度，首开先河的是蒋廷黻。蒋廷黻在1933年12月10日发表《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号），他说：“我们中国近二十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生命财产，人民为革命所受的痛苦，谁能统计呢？此外因内争而致各派竞相卖国更不堪设想！孙中山先生革命目的之纯洁大概是国人所共识的。但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也不惜出重价以谋日人的协助。”……（编者略）他感慨：“这样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蒋廷黻的结论是：“中国还没有经过一个专制时代，所以还没有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还没有做到‘建国’的第一步工作。必须先用专制（如英国都铎朝的百年专制、如法国波旁朝的光明专制，甚至于如俄国罗曼诺夫朝的专制）来做到‘建国’，然后可以‘用国来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