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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是我留下记忆最多的城市，有点初恋的意思，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是真诚而刻骨铭心的，但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应该说，在那里我和向前本来是最好相识的，机会很多，条件也很好。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因为容易反而会变得困难，因为近反而会变得远。在我老家，有一句专门针对这种现象的俗语，用土话说跟成语一样精练又有音韵，但转换到普通话体系里，成语的感觉已荡然不存，剩下的只是一点意思：住在码头边的人是最容易搭乘不上轮船的。这句话就像一断骨头一样丑陋，我简直难以相信它是从我老家那句世代相袭而又妙不可言的俗语中变转过来的。这也是我在文学之旅上的困难，我祖辈的智慧和精神难以顺利地抵达大众的心灵。几年后，我在《青年文学》上看到向前一篇小说，也许是他最后一篇小说，标题记不全了，好像叫《地枯》什么的，写的是一个傻子抗日的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说极大程度地使用了土语。就文本而言，我相信这小说已写到了极致，但就文学而言，我又感到它跟文学本质出现了某些背离。这篇小说对我的意义相当大，就在于它让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危险和可怜的处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努力的事实上就是这回事：想让文学回到我的老家去。但看了《地枯》后，我放弃了多年的努力，并相信这种放弃是绝对正确的。说真的，这小说让我看到最多的是挣扎，写作的挣扎，阅读的挣扎，包括我长此挣扎下去可能有的最好的下场。显然，《地枯》成了我照见向前的镜子，也成了我照见自己未来的镜子，那样子让我感到很不对头，我也就有了止步回头的愿望。今天，我多少懂得了挣扎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也就是作家包括他创造的人物的内心是可以挣扎的，甚至挣扎得越充分越好，挣扎是表现，是挖掘，是伸展。但落成这一切的文字，语言，叙述，是不能挣扎的。叙述上的挣扎会让阅读者的心乱跳起来，人物和故事的镜面也会由此四分五裂。可以说，《地枯》让我提前几年结束了疾病般的写作。这时候，我尚未认识向前，但他比许多我认识的作家给我的还要多。这也应了一条文学定理：一个作家很难从另外一个作家身上或生活里得到什么，他只能从作品、从文学中去得到，而得到的方式又似乎是千变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