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因为崔健，“花房姑娘”早已经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那个时代，一句“手指大海的方向”会让他们明里暗里发出嗤之以鼻的笑，“坚强”和“善良”亦早已化作时代的尘埃离爱情远去。但，我们又如何能够忘记自己留下的脚印深深的过去？于是，就对邓海云有了如此特别的感触：一个从小城市来的多愁善感的军校学员走进花房姑娘的爱情迷宫，拿碰壁作为心碎的证明，以冒险释放青春的风采，用受伤缝补内心的甜蜜，当望见出口的狂喜和被朋友横刀夺爱的打击，喜而生悲，悲喜出人生百般滋味：所有实在的，幻想的，乃至众口传说的，交织成比大脑血浆更加黏稠的液体，缓慢而吃力地前进。

邓海云最后的幸福一定要感谢“花房姑娘”，她让他懂得了人生，更懂得了珍惜人生。我经常对人说，成熟的人，就在于“珍惜”二字。满足是愉快之本，珍惜是领悟人生的前提，亦是最大财富。“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个道理大词人晏殊早在一千年前就用看似爱情（当然不应该是爱情）的离愁明白地告诉了我们。而《那》中，随处可见对此或隐约或明白的剖析。

侬本多情，每一首众xx交传的好歌，一定有它特别的故事。《那》的确与我见到的，市面上流行的任何一本爱情题材的小说迥然有异。那些风靡的爱情小说，一旦风干了装饰，便只剩下性与滥情的轻浮、粗蠢。陈华此书别有一个意义，在于告诉一些人：情比性让脾胃受用得多了。

2008年7月23日

辑四火

八大时间

1?1964年1月5日

这是我最伟大的一天，没有这一天，也就没有了我。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个人最大的事，但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的生死留下记忆。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闭眼。生的啼哭唤醒的是别人的记忆，死的闭眼关闭的是自己的记忆。生于何时，死于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状，这些记忆都储存在他人的记忆中。所以，谈自己的出生，无异于做小说，你说得头头是道，闻者都信以为真，但其实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

时间是放在空间里的（反之亦然），赋予我成其为人的这个时间：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离杭州41公里的一个古老的大村庄里的，村庄名字叫蒋家门口，行政上隶属富阳县（1994年撤县改市）。富阳是个默默无名的地名，但其下有两张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达夫。富春江因黄公望留下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而名震遐迩（现今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蒋家门口是富阳的第一大村庄。这是一个殷实而富丽的村庄，它的古老，它的富丽，它的人丁兴旺（现有4000多人），都使它显得不像一个村庄，而像一个古镇。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这里就有了翻造的上海滩上的三层楼房，宽敞的回廊，红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门（3米高、2米宽），龙飞凤舞的飞檐立柱，宽阔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80年前，我爷爷的父亲卖掉了40亩竹山，带着两个儿子——我爷爷和小爷爷——开始模造这栋来自上海滩上的三层楼，虽然是缩小版的——只有二层，规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给我们家带来了经久的美誉。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有外乡人来我们家参观，指着我熟视无睹的种种雕刻评头论足，流连忘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个远房叔叔的引导下也去看过，至今还记忆犹新，见了我夸奖不已。

能够出生在这样一栋堂皇气派的房子里，应该是我的荣幸，但我的父亲却不这么看。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我们必须离开这座房子，否则我们家难有翻身之日。这么说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们家前面的一栋楼。这也是一栋三层楼，但似乎没有那么考究，没有那么多纯属审美的铺张浪费。那是一栋结构比较简单、实用的三层楼，长长的一排，有点像现在的单位宿舍楼，外墙粉刷成红色，到了我小的时候它还是红的。我们家和他们家中间只有一条不到2米宽的弄堂，也就是它的“屁股”对着我们家大门。父亲告诉我，我们祖上和这家人的祖上是死对头，他们之所以将房子造得这么高，这么摆放（“屁股”对着我们），而且还漆成红色，目的就是为了抑制我们家，破坏我们家的风水。怪的是，自从他们家房子造好后，我们家族一直不兴旺，日渐败落下来。我的小爷爷为了抵制这种“破坏”，专门到上海跟一个传教士信了耶稣，回来后每天都在厢房里做祷告。我小时候经常带同学去看小爷爷做祷告，叽叽咕咕的，含糊不清的声音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父亲知道，父亲说他是在祈求耶稣保佑他，而且耶稣也确实保佑了他。我父亲有兄弟四个，也就是说我爷爷有四个儿子，小爷爷只有一个，是独子。但有了耶稣的保佑，小爷爷的儿子接连给他生了七个孙子，而我爷爷尽管有四个儿子，但孙子却只有七个。我爷爷死得早（66岁去世，我没有见着），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耶稣的力量——正因此，他无法活得更长寿。而?父亲虽然发现了这个“秘密”，但由于时势的原因，满心想投靠耶稣重整家业，却又不敢。因为那是一个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稣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亲曾经通过养狗、在家门口摆放石狮子、杀公鸡等多种迷信方式，来摆脱“红房子”对我们家的诅咒，但事实似乎证明，这些方式过于简单，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整家业作为一个梦想一直盘桓在他心里。

在我10岁那年，父亲借了钱，在我们老屋边上造了一间比较简陋的新屋，那是他为了摆脱“红房子”诅咒的第一个大动作。收效似乎是明显的，我哥随即结了婚，我姐也在城里找到了意中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新屋的位置离红房子还是比较近，似乎还在红房子发威的范围之内。于是，十年后，1982年，我们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说真正是彻底摆脱了红房子的纠缠。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家转眼成了当地出名的“万元户”。那时候，我已经在部队，在千里之外。父亲从来不要求我调回去，而且总是对我说，你走得越远越好，意思是越远红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为到此父亲和红房子的斗争结束了，殊不知大动作还在后面。1996年，父亲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把我们家的老屋很便宜地卖掉了，真正是惊世骇俗啊！在我们家乡，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让，但祖屋是绝对不能卖的。不过我可以想象，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到底，还是红房子在影响他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