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1]（第4/4页）
我们必须让那下一个人感到轻松一些，如果我们无法使他感到更安全的话。而使他感到轻松一些、使他较少惊恐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他看到生活的完整规模，当然，我指的是我们自身所能覆盖的规模。我们可以就我们的责任和忠诚(对我们各自的同时代人、祖国、异乡、文化、传统等等的责任和忠诚)无休止地展开争论，但是，这种责任，或者说这一机会，这一使下一个人(无论他奉行什么样的理论，无论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更加自由的机会，却不应该成为一个拖延对象。如果这些话听起来过于傲慢、过于人本主义了，我请求大家的原谅。这些特质与其说是人本主义的，不如说是具有决定论意味的，虽说我们不会去为这些微妙区别而费神。我想说的一切就在于，一旦有了机会，在事物巨大的因果链上，我们应当不再只做那链条上叮当作响的果，而要试着去做因。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如果我们不去利用这个机会，如果我们决定继续为果，继续演出老式的流亡，那么，这就不能被解释为一种怀旧。当然，这必须同谈论压迫的必要性有关，当然，对于任何一个想玩弄理想社会概念的人来说，我们的状态就可以作为一个警告。这就是我们对于自由世界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的功效。
但是也许，我们更大的价值和更大的功效就是无意中体现出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观念，即被释放的人并非是一个自由的人，解放仅仅是获得自由的手段，而不是自由的同义词。这表明了人类可能遭遇到怎样的伤害。我们可以为发挥过这样的作用而自豪。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想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自由的人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接受，或者至少能够摹仿自由人的失败方式。一个自由的人在他失败的时候，是不指责任何人的。
[1] 本文写于1987年11月，拟作为在维特兰德基金会(Wheatland Foundation)1987年12月2—5日于维也纳举办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但作者后因出席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未能与会，此文首发于《纽约图书评论》1988年1月21日，题为“The Condition We Call Exile, or Acorns Aweigh”，俄文版题为“Состояние, которое мы называем изгнанием или Попутного ретро”。
[2] “打工者”一词用的是德文“Gastarbeiters”。
[3] “存在意义”一词用的是法语“raison d'ètre”。
[4] 古地名，约指今东欧维斯瓦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区。
[5] 引自济慈的长诗《伊莎贝拉》(1818)。
[6] 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51年流亡西方。
[7] 穆济尔(1880—1942)，奥地利作家，纳粹当政后流亡瑞士。
[8] 此语出典如下：恺撒大帝的妻子庞培亚据传与他人有染，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恺撒坚持与其离婚，给出的理由是：恺撒之妻，不容怀疑。
[9] 约瑟夫·蒙戈尔费埃(1740—1810)和雅克·蒙戈尔费埃(1745—1799)两兄弟是法国发明家，1782年发明热气球，并于次年首次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