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结论(第2/3页)

有关感情问题,我的结论如下,在这方面我们有一点适应能力。但是不可夸大这种能力,自以为想笑就能笑、想哭就能哭。假如你扣我些工资,我可以不抱怨;无缘无故打我个右派,我肯定要怀恨在心。别人在这方面比我强,我很佩服,但我不能自吹说达到了他的程度。我们不能欺骗上级,误导他们。这是老百姓应尽的义务。

麦克阿瑟将军写过一篇祈祷文,代他的儿子向上帝讨一些品行。各种品行要了一个遍,又要求给他儿子以幽默感。假设别的东西不能保持人的乐观情绪,幽默感总能。据我所见,我们这里年轻人没有幽默感,中老年人倒有。在各种讨论会上,时常有些头顶秃光光的人,面露蒙娜·丽莎式的微笑,轻飘飘地抛出几句,让大家忍俊不禁。假如我理解正确的话,这种幽默感是老奸巨猾的一种,本身带有消极的成分。不要问我这些人是谁,我不是告密者;反正不是我,我头顶不秃。我现在年登不惑,总算有了近于正常的理性;因为无病无灾,又有了幽默感,所以遇到了可信和不可信的事,都能应付自如。不过,在我年轻的时候,既没有健全的理性,又没有幽默感,那么是怎么混过来的,实在是个大疑问。和同龄人交流,他们说,自己或则从众,或则听凭朴素的感情的驱动。这种状态,或者可以叫做虔诚。

但是这样理解也有疑问。我见到过不少虔信宗教的人,人家也不干荒唐事。最主要的是:信教的人并不缺少理性,有好多大科学家都信教,而且坚信自己的灵魂能得救;人家的虔诚在理性的轨道之内,我们的虔诚则带有不少黑色幽默的成分。如此看来,问题不在于虔诚。必须指出的是,宗教是在近代才开始合理的,过去也干过烧女巫、迫害异端等勾当。我们知道,当年教会把布鲁诺烧死了,就算我虔信宗教,也不会同意这种行为——我本善良,我对这一点极有把握,所以肯定会去劝那些烧人的人:诸位,人家只不过是主张日心说,烧死他太过分了。别人听了这样的话,必定要拉我同烧,这样我马上会改变劝说的方向,把它对准布鲁诺:得了吧,哥们儿,你这是何苦?去服个软儿吧。这就是我年轻时做人的态度,这当然算不上理性健全,只能叫做头脑糊涂;用这样的头脑永远也搞不清楚日心说对不对。如果我说中国人里大多数都像我,这肯定不是个有积极意义的结论。我只是说我自己,好像很富柔韧性。因为我是柔顺的,所以领导上觉得让我怎样都成,甚至在病得要死时也能乐呵呵。这是我的错误。其实我没那么柔顺。

我的积极结论是这样的:真理直率无比,坚硬无比,但凡有一点柔顺,也算不了真理。安徒生有一篇童话《光荣的荆棘路》,就是献给这些直率、坚硬的人,不过他提到的全是外国人。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应有自己的榜样。此刻我脑子里浮现出一系列名字:陈寅恪教授,冯友兰教授,等等。说到陈教授,我们知道,他穷毕生精力,考据了一篇很不重要的话本《再生缘》。想到这件事,我并不感到有多振奋,只是有点伤感。

如今到了不惑之年,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最适合做的事就是躲在家里写文章。这一方面是因为性情不大合群,另一方面也是我始终向往乐观、积极的东西。如前所述,我们面前有这样两个论域,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另一个需要幽默感;最大限度的积极和乐观在后一个论域里才有。我就喜欢编些牛西红柿一类的故事,但是绝不强求别人相信。这不说明我是个糊涂人,我还能够明辨是非。在“真实”这个论域里,假如你让我说话,假如是,我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绝不乱说,《圣经》上就是这么说的:再多说一句,就是出于那伪善者。当然,你要是不让我说,我就闭着嘴。假设世界上只有这两个论域,我就能应付得来:现在我既能认真地做事,又有幽默感。但是世界上还有第三个论域,我对其中发生的事颇感困惑。

朋友送我一本自著的书,是关于昆德拉的。其中有一段引述昆德拉的话说:前苏联,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使我感受到了来自真实和幽默两方面的挑战。假如你说,昆德拉在教人识字,那是不对的。他不是干那件事的。至于说这话有何特别的寓意我没看出来,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不愿被人当做笨蛋。事实上没有寓意,无怪我找不出来。至于这句话逗不逗,我请读者自行判断。另外,书里常常提到“某种主义”,既没有特别的寓意,也不逗。向我这位朋友当面请教时,她就气得打噎。原稿里“前苏联”那一段很长而且妙趣横生,被压成了这么短(既然被删了,我也不便引),至于某种主义,原是“极权主义”,这都是编辑做的工作。我的另一位朋友不用编辑来改,就把极权主义写成了全体主义,于是极权国家就是“全体国家”,而且只要你独断专行,就什么都有了。从英文来看,这是很对的,只是从中文来看,全体都需扫盲。当然,此种修改和删节,既不是出于真实,也不是出于幽默感。我写的稿子有时也遭批判,认为它少了点什么,既不是真实,又不是幽默感。还有第三种东西,就是“善”。善是非常好的(从理论上说,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我自己年轻时就是这样,我遇到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所谓奇妙的新世界并不新。但我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不打招呼就偷换概念,这是我这一代人的品行。其实,从历史上看,这个世界也不新。这使我很是沮丧,因为我十分想得出积极的结论。对我们来说,新比旧积极,正如东比西积极。小时候我住在西城区,很羡慕住在东城的人。我现在四十岁,比之刚出娘胎的人,自然缺少积极的特性。我年轻时相信,只要能把事物一分为二,并且能找到主要方面就足够聪明了;现在觉得还要会点别的才好,否则还是不够聪明。这一点也证明我不够积极了。

对于奇妙的新世界,也该有个结论。我同意,这是前进中的曲折,并且有一些坏人作祟。信佛的人相信有阿修罗,信基督的相信有撒旦,什么都不信的相信有坏人。这是从战略的高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我又有很古怪的结论。我能出生,纯属偶然,生在何时何地,也非自身能够左右,故而这个奇妙的新世界,对我来说就是“命运”。我从不抱怨命不好,而是认为它好得很。这肯定是个积极的结论。有过这样的命运之后,我老憋不住呵呵傻笑,并且以为自己很逗,这其实非常不好。把幽默感去掉以后,从过去的岁月里,我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费点劲儿,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